作者搜狐财经个人博客

　　7月19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电力系统将掀起降薪风暴。传言并非空穴来风——从5月份起，江苏电网系统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开始按公司确定的基本薪金发放工资。7月14日，华电集团召开员工大会，要求各级单位“规范本部员工的收入分配制度”。而国家电网公司已在内部会议上要求，“各单位2006年工资总额实际发放水平控制在2005年发放水平之内，一律不得在工资总额以外发放工资性收入”。

　　媒体把电力系统的行为称为“降薪风暴”，确实是“风暴”，不过在笔者看来，并不是降薪风暴，而是这一消息本身成了“风暴”——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搜狐网上关于这条消息的跟贴就达到了近6000条，这确实有点“风暴”的意思。但对于电力系统降薪这一事件本身来说，称为“闹剧”或许更贴切一些。

　　电力系统之所以主动提出降薪，善良的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是电力系统基于改革的长远考虑，但实际上更大的可能是为了应对民众对垄断行业越来越激烈的口诛笔伐而采取的临时措施。有意思的是，民众的口诛笔伐并不是针对电力系统一家，而是整个垄断行业，而现在电力系统率先推出降薪计划，反倒一下子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了民众最大的出气筒，这可能是电力系统的高官们当初并没有预料到的。

　　不过，不管出于什么用意，率先主动提出给自己降薪，至少比那些还无动于衷的垄断企业强那么一点。但这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因为对于垄断性行业企业的干部职工来说，工资收入只不过是他们整体收入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少的一部分，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在职消费以及别的各种隐形收入，可能才是他们收入的大头。

　　从前几年被披露出来的国家电力公司召开的一个内部会议就可以看出这些垄断行业企业所享受到的不一般的福利。2000年5月22日至24日，国家电力公司在武汉召开了一个内部人事干部会议，125名与会者在短短3天的时间内就花费掉了304万元会议费，其中仅食宿费用就用去了91万元。为了保证会议的规格，会议地点没有考虑他们自己的一家三星级酒店，而是选在了另一家五星级酒店，代表的住宿是一人一间，标准是部门负责人住420元／天的高级单人间，单位负责人是750元／天的豪华单人间，分公司经理住1500元／天的豪华套间，而国电公司总经理高严则被安排了一套8000元／天的总统套房，而这间房仅仅是他中午休息的地方，他晚上的住处是在另一酒店花费6万元的特大套房，并按高严的个人喜好和身材特征，专门定做了实木家具、床上用品、抽水马桶等。而所有的这一些，仅仅只是为了召开一个内部会议。

　　对于这样的企业，降薪又有多大意义？

　　还应该看到，包括电力系统在内的垄断行业的薪资水平过高，这是就平均水平而言，在垄断行业内部，其薪资水平和当今整个中国社会一样，两极分化已经极其严重，甚至更甚。就电力系统的收入而言，农电的不如电建的，电建的不如发电的，发电的不如电网这是公认的事实。而在一个企业中，中高层管理者和基层员工的收入差距有几倍甚至几十倍都是很普遍的。一个电力企业的高层管理年薪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一线的基层员工月薪才1000来元甚至几百元，更不用说那些管理者几乎没有限制的在职消费和难以统计的灰色收入，前面例子中那样的会议，相信国电公司的普通职员是无法享受到的。正是这些高层管理者的高收入，才拉高了整个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要降薪，当然主要应该是降那些高管们的高薪，但是，在当今的中国，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从这几十年的改革经验来看，一旦企业遇到生存危机需要改革，则改革成本的承担者总是最基层的员工：降薪（尽管他们往往干着最重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薪水）、不断增加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下岗，而那些应该为企业衰败负主要或者全部责任的高管们却总是“毫发无损”，输赢“通吃”，甚至可以通过所谓MBO的方式以近乎零的代价将企业据为己有。在这种负激励的效应下，不少国有企业的高管甚至不惜主动将企业搞坏而使之最后落入自己之手。

　　可以想象，电力系统降薪，首先被降的肯定会是那些本来薪水就并不是很高的最基层职员，尽管那些中高层管理者们可能也会一起降低自己的工资，但他们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别的渠道得到相应补偿，“明降暗升”也不无可能，但那些最基层的职员却是不可能得到这样的补偿的。这样的降薪“风暴”，不是闹剧又是什么？

　　相对于竞争性行业来说，垄断行业的员工的整体收入水平确实要高不少，但这并不就表明垄断行业员工的收入就必须降下来（其中高层管理者的整体收入确实应该大大下降），而是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应该尽快的升上去。

　　中国人勤劳、辛苦，也很聪明能干，但中国人创造的财富与获取的利益却极不相称，中国的企业是如此，中国企业的劳动者更是如此。资料表明，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过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仍旧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而近年来，尽管中国的GDP仍保持着高速增长，但很多人的收入甚至还在不断下降，大学生、研究生的就业起薪越来越低，甚至大学生零工资就业的状况也不断出现，而这种状况在某些学者的眼中尽然成了值得提倡的“就业观念的转变”。

　　关于低工资的弊端，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已经谈过（详见2006年1月19日《新京报》），这里就不再敷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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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期保持低工资，很多学者认为主要在于充分发挥了所谓的“比较优势”，即中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我们知道，日本尽管人口没有中国多，但也是个人口大国，人口密度更是远大于中国，在几十年前全球的经济规模还远没有现在这么庞大的时候，其也可以说是拥有这样的“比较优势”，但日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其工资的增长甚至超过了经济的增长。而印度，尽管其也拥有“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但其工资的增长速度也快于中国。

　　很多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水平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中国的低工资正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使然。这似乎很有道理，但这些人或许忘记了，在西方发达国家，工资水平是由代表真正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强大的工会与资方博弈而来的，而在中国，尽管也有所谓的工会，但这样的工会与劳动者的利益往往并不是一致甚至还是相反的，而单个的劳动者在强大的资方面前，显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可见，正是由于真正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的确失，使得中国的劳动者无法享受到与经济增长相当的报酬。

　　而且，由于受畸形政绩观的驱使，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做大地方的GDP，往往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利益，对自己辖区内企业那些如低于最低标准的工资、长时间的加班、超高强度的劳动等明显违法劳动法的做法视而不见或者暗中包庇，在产生纠纷的时候总是站在资本的一边。可见，正是人为的压制而不是所谓的拥有无限的劳动力才导致了中国过低的工资水平，才使得中国工资的增长远远跟不上经济增长的步伐。

　　因此，在中国，要么通过行政手段强行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如硬性规定各地的工资增长速度至少要与当地GDP增长速度保持在同一水平（当然，这就要求个地方的统计数据都是真实的），把民众的收入水平当作最重要的政绩，而不是GDP；要么成立真正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组织，使其作为劳动者的代表与资方进行博弈，而政府的政策也应该向工会倾斜。要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经济活动，都应该是为了增加整个或者绝大多数人的福祉而进行的，如果我们的活动只是让极少数人获得了奢华的享受而大多数人并没有从中获益甚至还受到损害的话，这样的活动就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而增加整个或者绝大多数公民的福祉，正是政府的职责之所在。

　　注：此处为作者原文，报纸发表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