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立伟

    北京报道

    刘老汉背着手站在瓜地里,沉默不语。

    夏粮连续的第三年丰收并没有给刘世用带来更多财富,在把1万多斤小麦储存入库后,他每天做的就是到地里守着8月才能成熟的四十多亩西瓜,这是他的希望所在。

    这位被农业部授予的“全国种粮大户”对种粮已然失去兴趣,“现在麦子收购价最高7毛钱一斤,而去年至少7毛4分钱,价格低了,但今年种粮成本高了很多”,刘说,农资和人工成本的上涨让他近乎无利可图。

    “我只能先不卖了”——在媒体的用语里,这叫“惜售”。而让刘守着粮食不肯出售的原因很简单,逐步升高的物价吞噬了他的种粮利润,而粮食价格并没有增长。

    这不止是刘老汉一个人的困境——今年,河北、山东等大部分粮食产区出现惜售现象。国家统计局18日公布的数据说,今年中国夏粮总产量达到1138亿公斤,增产74亿公斤,但粮食生产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0.6%,其中,谷物下降0.5%,小麦下降4.0%。

    因此,当人们惊讶于中国经济上半年以创纪录的10.9%的速度增长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不无忧虑的说——当前经济运行的首要问题是农民增收难度加大。数据显示,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797元,实际增长11.9%,增速回落0.6个百分点。

    刘老汉只关心他的小麦能卖个好价钱,他不知道,这一斤小麦价格决定图谱如此复杂——从当下中国的宏观调控、人民币升值问题,再到遥远的美国农民的竞争,种种因素都在决定他的未来。

    而对当政者来说,即使提高小麦的价格也无法真正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现实的压力是,作为占低收入者最大比重的农民却面临着农业收入缩水的反向趋势,这将使目前正在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面临巨大困难。

    刘老汉的账本

    60多岁的刘老汉是中国著名的“吨粮县”——山东省桓台县——刘茅村的农民,他去年承包了106亩优质土地种植较高等级的小麦。

    “去年,短工每天15元,今年涨到20元；因油价涨,租用机械也上涨了5元,加上农药、化肥涨价,每亩地比去年多支出60-70元。农资、人工等加上大约每亩150-200元的土地租金,成本接近每亩400元。”刘老汉的账本很清楚,“我的麦子亩产1100斤左右,一亩收入不到400元左右,而普通农民今年每亩平均收获900斤麦子,收入更少。”

    自1998年起,中国政府实施保护价格收购粮食的政策以确保农民种粮积极性,维护这个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粮食安全。但在刘世用所在的乡村,政府收购只是一个最后的选择——“几乎没有人卖掉刚收的麦子,至少涨到8毛钱一斤才能和去年持平,而政府收购价才7毛钱”。

    并非政府没有考虑到物价的波动——刘老汉们可以拿到国家的补贴,包括每亩种粮补贴13元,农资补贴14元,以及良种补贴10元,但“这些补贴不足以抵消上涨的成本,政府的种子公司不给补贴,而是给种子,即使是你不想要的种子”。

    这样的局面让一辈子种地为生的刘世用伤心不已,“我没有在麦收后和往常一样种植玉米,而是种了40多亩西瓜,剩下的都种了大豆”。

    “现在,工人涨工资,教师涨工资,我们这里的干部每个月工资都涨到3000多元了,为什么粮价还下跌呢？现在农民做建筑工人每个月至少1500元,这样下去,耕地有重新撂荒的可能。”

    如此,粮价偏低导致了河北、山东等大部分粮食产区出现惜售现象,“收购价格较去年并没有明显上涨,农户不担心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期结束后价格出现下跌,因此,农户不急于出售小麦。”国家粮食部门的一位官员分析。

    刘老汉不知道,即使惜售,粮食的价格也不可能上涨到他想要的价格——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在遥远的美国,农场主可以把他们更为低价的粮食出口到中国,这将导致中国的粮价无法上涨。

    今年的信号更为强烈——据美国农业部2006年第一季度预测,2005/2006年度全球小麦和大豆产量稳定,玉米和稻米的产量将有所增加,全球粮食现货价格受此报告影响,比上年下降了2.87%,粮食期货价格下降了9.42%。

    “因此,短期内国内粮价预期不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程国强副所长说。

    复杂的增收困局

    郑京平并不讳言农民增收困难——他甚至把这个列为中国经济的首要难题。

    此间的逻辑并不复杂——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由投资和贸易型向消费和创新推动型转变,需要提高人民的收入刺激消费,而农民群体拥有八亿人口。

    但农民增收面临更复杂的链条——受影响的因素不止是粮价。

    目前,农民正面临非农就业减少的威胁。“山东农民收入中约50%-60%依靠外出打工,但是由于经济过热,政府下半年可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这势必对农民工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庆武不无担忧。

    一位北京的学者则担心人民币顶不住升值压力,“一旦人民币继续升值,中国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出口企业就会有倒闭的危险,而这一个领域主要是农民工就业,依照目前的经济运行压力,必然在加息等收缩银根和人民币渐进升值间选择,不管哪一种方式,都会对农民工就业产生很大影响”。

    人民币升值也不仅影响农民工的就业状况,也将逼迫中国的农产品无法继续提高价格。“我们正在研究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农业的影响,”程国强说,“这个影响可能会很大,由于中国劳动力价格上升,在粮食种植方面,我们劳动力优势反而成为劣势,我们农业竞争力远远低于土地和资本集约的美国。”

    根据在加入WTO时所作的承诺,中国成为世界上农业最开放的国家之一。2006年,中国在加入WTO所争取的农业过渡期结束,“农产品关税将由2001年的23.2%下降到2005年的15.35%,远远低于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62%的水平,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总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市场与贸易处主任韩一军告诉记者,“即使中国承诺的农业黄箱补贴上限约束在8.5%,也低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水平”。

    “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将压制中国粮食价格的上涨空间,因为拥有巨额补贴的美国农民机械化大面积种植,其农产品价格将占优势,压制中国粮价。”一位金融专家告诉记者。

    “美国是虚伪的,一方面要求中国扩大内需而不是依靠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的方式发展；另一方面,用巨额的补贴保护本国农业竞争力,压制中国人数最多的农民无法提高收入,而只能去制造廉价商品,如果中国一半以上的人不能提高收入,怎么可能扩大内需呢？”

    增加直补？

    新一轮的多哈谈判只剩下8月最后的机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要求欧美国家取消保守的农业保护政策。但专家分析,即使欧美让步,中国小农经济竞争力的缺失,也将让他们最终难以获益。

    面对农民增收的困局,除了增加农民非农就业外几乎无路可走,在这条路因为经济过热和人民币升值而越来越窄的时候,增加政府补贴成为了讨论热点。

    “中国可以操作的空间比较小,我建议中央加大粮食直补力度,”秦介绍说,“中国加入WTO后,争取的可补贴比例为8.5%,目前我们补贴只有2%。”

    “美国政府每公顷农地补贴100-150美元,欧盟则是300-350美元,中国每公顷补贴才200元人民币,大约25美元。在税费改革前,中国每年在每公顷农地上不是补贴而是收取100-200美元。”

    秦庆武感觉仍有政策提升的空间——“虽然目前取消了农业税费,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局面。比如地方政府低价征用农民手里耕地5万元一亩,转手时高达每亩100万元,中国每年大约有3000多万亩被征用。”

    另外,“根据有关机构计算,一个农民工每年劳动创造的价值大约25000元左右,但是,农民工的每年平均工资所得只有8000元,其余2/3都贡献给了城市,全国大约1.3亿左右的农民工,这个贡献是巨大的”。

    “在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中,有三分之一是政府的补贴。”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近日表示,“中国现在还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像发达国家一样,给农业以高额的补贴,但我们应随着国力的增强,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潜力。”

    但是,通胀的幽灵正在徘徊,“如果新一轮分配改革启动,很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通胀,即使增加补贴,也会令农民利益受损,除非农产品价格上涨。”北京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这个8亿人口的群体同时是通货膨胀的关键因素之一——2004年,农产品价格长期低迷造成的2050万吨粮食缺口导致粮价大升,这成为了当年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下半年,农产品价格可能会上涨,作为占CPI较大比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将造成更大的通胀,农民始终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