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形成

　　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的，其间除了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因资本大量外逃出现过短期资本项目逆差和个别年份出现外贸逆差外，“双顺差”格局一直延续下来并总体上呈现强化的趋势。由于我国对资本输出实行严格管制，对外投资数量一直很少，直到2005年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与对外投资之比仍仅为8.7∶1，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这导致资本项目顺差不断扩大。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还是处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资本项目顺差、贸易项目逆差”的状态。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市场供求关系的转折性变化，我国开始逐步摆脱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时期常见的“双缺口”局面，在日益增强的出口能力支撑下，外贸由逆差变为顺差，并且除个别年份外外贸顺差也开始成为一种常态。但与资本项目顺差总体上持续扩大的趋势略有不同的是，外贸顺差起伏波动较大，大多数年份外贸顺差的绝对额并不大，主要是结构性问题严重，特别是对美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从战后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看，都不同程度经历了国际收支由逆差转变为持续顺差的结构性失衡，其中亚洲“四小龙”在一段时间也出现过“双顺差”。中国的情况与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有不少类似之处。这在一定阶段也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所必须的。因为东亚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依靠高投资、高出口来支撑经济发展，消费需求相对不振。东亚模式的优点很多，但也潜伏着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如果这种内外部失衡相互叠加、持续累积，爆发类似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风险就会加大。19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经济体就开始进行汇率政策、贸易政策的转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更致力于推进自身的结构性改革，着力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扩大国内需求，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经济效率，希望走上效率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之路，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受经济全球化和自身条件的制约，这种转型和调整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

　　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贸易大国，而且还正在迅速崛起，外部世界对我“双顺差”的关注和压力也异乎寻常。

　　缓解“双顺差”之道

　　缓解资本项目顺差的政策选择是非常明了的，主要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力度，加快放松资本项目和外汇限制，推进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进程，而不是简单限制外商投资的进入。相反，我国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就需要引入更多高质量的外商投资，因为外商投资不仅带来资本，更重要的是带来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创新经验和效率。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外贸易由持续逆差变为持续顺差，但绝大多数年份进出口都呈现“高出高进”局面，贸易顺差规模并不大。从国际经济格局看，19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加深，吸纳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和水平进一步提高，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向我国大量投资，导致我国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和出口能力的增强，同时出现了外贸顺差的国际性转移；从国内看，由于我国开始告别了短缺经济，生活消费品市场供求格局发生转折性变化，买方市场格局逐步形成，从供给方面不断增大了出口的动力，即使在市场开放度不断提高、进口日趋自由化的情况下，出口动力仍然强于进口。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形成了90年代以来持续顺差的局面。

　　但是也要看到，外贸顺差增大，不是我国新出台鼓励出口政策的结果，更不是加大贸易保护限制进口的结果。贸易顺差扩大与需求结构失衡加剧有一定关系。从根源上看，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重化工业特征明显，加大了对高投资、高积累、高资源投入的依赖，而消费需求相对滞后矛盾更显突出。“高投资、低消费”必然不断加大出口压力，形成经济增长特别是制造业对出口依赖度的不断增大。另外，今年上半年原先的瓶颈部门供应状况明显缓解，也减弱了进口需求。

　　很显然，贸易失衡只是经济结构内在失衡的结果。不解决内在结构性失衡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问题。一些先行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都不得不长时期面对贸易失衡的问题。对于贸易失衡和贸易摩擦，我们同样也必须做好长期面对和应对的准备，既要重视，更要以平常心对待。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