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家应当对经济活动积极进行保护和干预的主张最早表现在重商主义时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世纪，在16和17世纪上半叶达到全盛，17世纪下半叶开始瓦解。它的主要特色是强调国家财富的积累主要来源于对外贸易。

　　古典政治经济学大致产生于17-19世纪中期，即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以亚当·斯密为代表和先驱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主张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倡导市场分工和个人选择，摆脱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多重约束与干预，让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节。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西方经济理论发生针对重商主义传统的“第一次革命”。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凯恩斯革命”倡导国家干预主义，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体现了经济思想史中的又一次革命，凯恩斯批判了所谓“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提出有效需求管理的概念，强调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5年“罗斯福新政”的政府干预实践和1936年问世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开辟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新时代。20世纪70年代出现“滞胀”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受到激烈批判，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受到广泛关注，包含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自由主义思想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许多国家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应用。

　　新自由主义（包括现代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在内）主张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什么都不用干”，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才予以必要的调控，并且强调“政府失灵”更为常见。这些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自由放任传统的回归。

　　现代货币主义从货币数量论出发，得出供给量的变动会影响物价的论断；又根据自然失业率的假说，得出需求管理无效的结论。他们主张采用货币供给的“单一规则”（弗里德曼曾提出美国每年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大致可以保持在4%-5%），认为只要长期稳定地增加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就会得到控制，从而避免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

　　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比如贴现率调整、通过公开市场买卖政府债券、银行法定准备金率变动以及对股票市场、分期付款销售、不动产、储藏货币和信贷供给加以管制等。另外现代货币主义者主张实行“浮动汇率制”。

　　前一阶段，有些学者把我国为保证经济增长8％所采取的政府强力推动措施与凯恩斯主义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相提并论，这种说法很容易产生认识的偏差。从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刺激或扩大需求等具体做法来说，两者确有相似之处。因此说过去一段时期以来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借鉴了当年罗斯福新政的某些做法大致是符合实际的。

　　但如果把我国扩大内需、增加投资的政策与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则是缺乏依据的。首先，宏观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明显差异，当时美国经济呈现严重的大萧条，而目前我国经济仍处于持续强劲增长状态。

　　从1929年到1934年五年间美国GDP持续下滑，共下降了24％。而我国近20年来GDP年均增长9．8％以上，今年上半年增长10.9%。美国在1931年到1935年间净投资是负数，而我国自1993年至1997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超过25％，进入新世纪后增长率连续超过30%。两者明显不具有可比性。

　　罗斯福新政中有一个“复兴工业”的政策，即对一般工业不加区别地予以刺激和促进。“新政”放弃反垄断法，甚至修改禁酒令，使酒类的生产、销售合法化，都是为了刺激工业全面增长。而我国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长期以来的重复建设造成了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加上产品质量低，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而产品“价值”无法得以在市场上“实现”，大量商品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困境。

　　在此背景下，继续扩大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显然是有害的。所以强调把新增投资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正是出于刺激有效需求和调整结构的双重考虑，这是与罗斯福"新政"的又一点重要区别。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创造需求来刺激经济发展，主要针对的还是一国境内或单一经济体的自身需求，而今天我们已面临着全球化经济的环境和背景，需要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进行统筹考虑。

　　总而言之，根据当前经济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因势利导之举，应当是顺应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趋势的宏观调控政策，而不是阻碍或破坏市场机制和个人及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政府强力干预。

　　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实施的宏观调控措施即便是十分必要的，也不应当是常态和连续性的，因为实际运行中存在着“滞后”效应，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往往需要事后评估，才有可能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进一步策略。况且“政府失灵”带来的恶果和“副作用”会远远超过“市场失灵”所产生的不利后果。

　　从过去两百多年（尤其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世界范围的经济实践来看，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要比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包含着更多的经济理性和经验证据。我们应当审慎地采用目前这种以政府强力干预和行政手段为主要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给经济运行主体以更多的信任和选择空间。而我们也看到，更多的政府采取的是游离于自由市场与完全政府管制之间的经济政策，这可以被理解为经济理论与社会现实相互妥协的产物。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