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来，央行和外管局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完善外债管理制度、禁止外汇贷款结汇、放松对居民个人购汇的限制、疏导资金有序流出、收紧预收货款和延期付汇以及个人结汇政策等等。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延缓了境外资金流入或结汇的速度（如外债增幅已趋缓）。但是，央行净购汇和外汇占款的规模仍然逐年放大。

　　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1.驱不散的升值阴云

　　——人民币升值预期一直没有弱化。不仅外国政府继续在向中国施压，就连投资银行和外资银行中的大多数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都极力主张人民币要较大幅度地升值，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也认为目前的升值幅度不足。但实际上，均衡汇率是相对的，心理预期和美国的期望值是没有确切底线的；中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言论是不可靠的。因为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比如年升幅超过美元与人民币的利差，一定会加剧升值预期，刺激更多的资金流入结汇，进而使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非但如此，外界可能还会将此理解为中国政府屈服于外界压力，以真正损害中国的货币主权。与此同时，在中国税收、环保、土地、社会保障、劳工保护等生产成本均很低廉的情况下，在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外贸结构中，较大幅度的升值不仅难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平衡，还有可能成为外企、民企压榨蓝领工人的理由，并影响到中国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经常项目可兑换削弱了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1996年，中国对外郑重承诺经常项目已实现可兑换。在此情况下，资本项目往往会假借经常项目名义流入或流出，以规避相关的管理措施。而规避监管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构造性交易和境内外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比如跨国公司要实现资金多流入的目的，就可以通过出口高报、进口低报或增加境外应付暂收款的方式，将闲余资金，甚至是外债以贸易或服务贸易的名义，调入境内（尤其是处于免减税期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实践中还发现，许多个人和企业将期限拆短、将金额拆小，通过构造性交易来规避收汇结汇方面的管理政策。以上这些情况普遍存在于货币可兑换过渡期的国家之中，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管制的有效性被削弱是一种普遍现象，外汇管理如此，其他部门的行政措施也是如此。

　　——对外不平衡是对内不平衡的充分反映。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储蓄率一直高于西方国家。近些年，由于教育、医疗和住房成本越来越高，三农问题的解决尚未取得明显进展，贫富分化现象有所加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不够宽，中国的储蓄率呈进一步攀升之势，目前已逾45％，比英美的约15％高出许多。

　　这就意味着当前的经济存在着贫穷与过剩共存、流动性充裕与资金投入不足共存的现象，意味着储蓄不能形成足够的消费需求，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从而导致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导致对外贸易乃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最重要原因。

　　另外，中国长期实施的重外轻内、奖出限入以及鼓励创汇的政策，也是造成真假外资大规模流入、贸易及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

　　2.发动内需引擎

　　要解决中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问题，光靠外管局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为避免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必须结合其他经济政策，从综合治理的高度来研究应对之策。

　　——刺激内部需求

　　中国政府现在最应做的，是彻底承担义务教育所需的费用，并在大学里加大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力度。现在的大学每学年的费用，对贫困农民家庭而言确实太高了。除了教育外，政府还应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和完善具有农村特色的医疗合作制度，以避免农民因为重病而倾家荡产或者因为费用昂贵而不敢看病吃药。就农民工而言，地方政府应该做的是完善工伤赔偿和社会保障制度，鼓励民企外企设立工会，并按照每小时最低工资制度来严格稽查血汗工厂。

　　就城市住房而言，经过连续两次宏观调控后，中国亟须完善对地方政府土地收益的管理，界定政府在城市住宅供应体系中的责任。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人民的房子全部由市场来提供。而内地目前却存在着两种怪现象：一是城市产权率高达82％（包括房改房），以致许多刚参加工作的人都提前消费、入市购房；二是地方政府虽然获得了巨大的土地收益，却没有建立受到严格监管、可供未来政府使用的土地基金，没有按比例拨出足够多的土地收益专门用于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另外，对持有非自住物业的购房者，打击炒楼风的手段应该以持有环节的物业税和交易环节的营业税为主。上述两税对非居民的非自住物业，税率应该明显高于居民。

　　——改变重外轻内

　　目前，地方政府除了逐级下达考核指标外，还为外商提供全面的低成本待遇：包括低地价或零地价，企业所得税的两免三减半，营业税的部分抵免，坏账损失、准备金、工资、折旧、广告宣传及招待等费用的税前抵扣优惠，以及政府对环保和劳动保护的监督力度较弱等。

　　除了低成本优惠外，其他一些税收政策也有利于外资扬其所长。比如外债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的规定，就有利于外商投资企业大量借入股东贷款，通过支付利息来达到规避所得税的目的（尤其当减免税期结束之后）。从境外拆入资金用于境内放款只对利息差额部分征收营业税的规定，也有利于外资银行发挥自己的强项，从境外大量拆入外汇用于发放国内外汇贷款。这两种方式都会导致中国的外债余额和短期外债比重逐年攀升。

　　在“三来一补”企业中，由于按工缴费计算的管理费是地方政府收取的，因此，不仅外企的税费负担比较轻，中央政府税收所得也比较微薄。在加工贸易链条中，中国无数廉价劳工都在为国际巨头打工，但中央政府和工人却一直处于利益分配最末端（地方政府得益较多）。

　　所以，中国政府对外资的市场准入可以逐步、适当放宽，但其超国民待遇应尽快取消。政府的重点应转向扶植民族工业，鼓励自主创新。在商品贸易、服务贸易方面政府也应该改变奖出限入的政策：适当鼓励进口，降低出口退税率，取消地方政府对出口和旅游外汇收入的贴息补贴，并对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的出口实行零退税政策。在当前形势下，贸易和旅游业每创汇100美元，地方政府就奖励1元人民币的做法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

　　3.创新与监管携手前行

　　中国政府要完善内地资本市场，加快外汇市场的创新步伐，并通过价格管理手段来抑制各种套利行为。由于内地资本市场存在许多深层次问题，因此，间接融资比重偏高，不少企业和银行纷纷以红筹或国企的形式到香港上市，并把筹到的外汇调入境内。在资本市场跨境单向流动情况下，这势必会加大国际收支顺差的压力。为此，中国在强化股市融资功能的同时，应继续净化资本市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打击诈骗、内幕交易及侵占上市公司或股民利益等非法行为，并通过证券公司间接管理、限定购汇额度以及只可在内地交割资金的方式，允许居民个人直接买卖香港的红筹国企股票（不可购买非内地企业及其他市场股票）。

　　在外汇市场方面，中国不仅应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还应鼓励金融机构推出外汇孖展、外汇寿险及投资相连产品，并利用丰富的外汇资源来逐步发展国内外汇债券市场，包括允许素质较高的境外机构来华发债等。只要外汇投资工具丰富了，在人民币升值幅度小于本外币息差的情况下，个人和企业持汇意愿就会有所提高；同样，只要有序疏导资金的流出，既鼓励企业和银行对外投资或并购，又适当放宽机构和个人投资境外证券市场，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就有可能通过资本及金融项目的逆差来冲减，至少双顺差的规模不会像近几年这样庞大。

　　在价格手段方面，由于短期外债比重较高，非居民纷纷增持人民币存款，因此中国应考虑引进利息税或其他价格手段，以此来增加上述企业和非居民的机会成本。与此同时，由于居民和企业减持外汇、增加外汇贷款的意愿都比较强烈，因此，银行外汇贷款余额已上升至与外汇存款相近的水平（5月底均为约1587亿美元）；在此情况下，有关部门确实应加强金融监管，认真落实银行法人外汇存贷比例不可低于85％的审慎监管要求。

　　总之，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呈现出繁荣与隐忧共存、贫穷与过剩共存等特点。国际收支大幅顺差与逆差一样都是经济失衡的表征之一，既反映了宏观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又会导致宏观经济的某些矛盾进一步恶化；既涉及地方政府的职责，又涉及中央政府各部委包括外管局和央行以外相关部委的职责。全社会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从综合治理的角度来提出政策建议。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