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21日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对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6点要求，其中第2条是：要进一步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扩大居民特别是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加大对社会发展的投入，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

　　时隔两天，新华社发表《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的评论员文章，针对内需严重不振，文章警告“要防止不平衡问题加剧发展”。

　　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已公布，表面看GDP同比增长10.9%，外贸、投资、税收增幅更是刹不住。然而，中国经济不平衡问题仍在发展积累，究其内部结构形态，投资、外贸、内需“三驾马车”因内需不足而失衡加剧；究其外部表现形态，少数人消费过剩和多数人消费不足的困境仍在加剧，也即社会结构性贫富悬殊矛盾继续积累放大。如果说居安思危是一种境界，那么，临危解危则是一种迫切。有鉴于此，无论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积极扩大内需，还是新华社强调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都属针对性所言。

　　20年前扩大内需，重在增加商品供给总量，抓手是加快经济发展，做大增量以满足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一言以蔽之，就是集中力量做供给的“加法”。今天的国情下扩大内需，重在遏制社会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增加中低收入尤其是占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从已公布的收入分配改革阶段性举措看，由公务员加薪(又称工资改革)领衔，包括调整城镇低保线在内，工薪阶层的收入都会有一个不同程度的增长。但这个增长所涵盖的人群还覆盖不了社会的多数人群，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年年强调扩大内需算起，以这种方式来扩大内需，已被近10年的实践证明作用有限。

　　扩大内需做“加法”，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创新抓手和载体。以政府现有的财政实力，完全有足够的支付能力，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向社会的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占人口大头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有针对性的、急需的公共用品和公共服务。客观地说，为缓解贫富差距所造成的尖锐社会矛盾，政府已在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等领域作出了应对，但视野要更开阔，力度要继续加大，覆盖范围还太窄……

　　消费能力是扩大内需的直接表征形态。但是，消费能力不只是有钱无钱、钱多钱少的问题，也是一个对未来的预期问题和消费信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加点工资(何况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兄弟还不在此范围之内)对扩大内需的价值只能作用于治标层面。重在确保民生无忧，才是扩大内需的根本目的所在。为此，我们不能不再次强调：建立“全民低保”乃扩大内需之基!

　　中国是否应该建立起码的“全民低保”？是否该建立起与国情和社会制度相符合的社会福利制度？回答上述两个问题，我们认为，不容再含糊其辞扯皮不清。那么从国家财力考量，中国是否已具备这个条件了呢？我们的立场同样毫不含糊妥协。据查，美国在1935年，英国在1945年相继建立覆盖全民的初级社保体系。据中央党校的一项课题研究，中国2005年的公共财政收入已超过3万亿元，现有的人均公共财力已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美国和英国。另据中央党校的课题研究，建立一个低标准、全覆盖的低保体系，政府只须一次性投入3000亿元就可托底。这里所言的“托底”，说到底就是对广大低收者基本生存保障的托底，也是提升广大低收入者扩大消费信心的托底。

　　有此“托底”所释放的长期效能，再辅以针对低收入者的“增收、减负、增加公共用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等综合举措，多数人无钱消费以及有点钱也不敢消费的现状才能逐步有所改观。不考虑构建和谐社会之长远，即便只从改变中国经济长期虚肿缺钙现状，“全民低保”也是结构调整的重要外力因素。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