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民建中央经济形势研讨会上，民建委员们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宏观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针对各方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却认为，升值应雪藏为宏观调控的最后一招。

　　昨日，郭田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记者：针对过热的经济，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央行紧缩力度过小，您是如何看待上述问题的。

　　郭田勇：央行上周五宣布，从8月15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但这的确只能说是微调。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能直接冻结商业银行资金，强化流动性管理。据测算，上调0.5个百分点大约能一次性锁定1500亿元资金。算上7月份的上调，央行已经至少锁定了3000亿元资金。虽然这与上半年新增贷款量（前6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2.18万亿元）相比只是个小数目，但央行已然是向市场释放出了明确的进一步紧缩货币的信号。

　　抑制银行信贷资金过快增长是央行必须解决的难题。但与加息和升值相比，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无疑是力度最轻的。与加息相比，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直接针对商业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工具，不似加息“一刀切”式直接影响企业财务和百姓生活，更不会带来升值过快导致的热钱涌入和失业增加等问题。

　　记者：除了加息、升值等措施，您认为还有其他更优的选择吗？

　　郭田勇：我认为，相对于人民币升值而言，提高工资特别是提高出口导向型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应为当前的更优选择。

　　工资水平升高后，名义汇率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企业成本上升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带来了实际汇率水平的上升。因此，其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与人民币升值是相同的。

　　提高工资有利于我国经济由投资出口拉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低工资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充分而形成的市场均衡的表现。我认为，对这一问题应辩证看待，首先，应看到我们追求GDP增长、投资与贸易增长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劳动者福利的改善，因此推动劳动力价格均衡点的上移应当是比经济增长率本身更为重要的目标。其次，工资水平提高后，一方面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真正转型；另一方面，国内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又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相对于人民币升值，我国当前提高工人工资的需求更为迫切。近些年，我国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明显低于GDP的增速，也带来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拉大。改革开放20多年来收入分配率(工资占GDP的比例)一直呈下降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分配率水平相差悬殊巨大。成熟市场国家，收入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而我国2003年仅为12.6%。

　　记者：目前，多数观点倾向于人民币升值，甚至有观点说人民币需要升值13%，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郭田勇：在我看来，目前无论是升值3%还是13%，都应该慎重。因为人民币升值后，将会通过抑制出口、增加进口进而减少贸易顺差，同时将减少国际资本入境的数量。这样，将会使外汇储备增幅变缓甚至减少，并起到减少央行基础货币投放、收缩流动性的效果。

　　但这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要看到，人民币升值对当前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问题，对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带来的影响不容低估。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教训值得汲取。

　　中国的经济结构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如政府对经济的过多介入、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模式、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等。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后果尚难预料，我个人认为，当前应慎言人民币升值，特别是不能大幅提高人民币汇率，而应当将其雪藏为宏观经济政策中不得不用的最后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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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元的前车之鉴

　　1985年的纽约《广场协议》，日本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允许日元大幅升值。结果升值带来了国内的资产泡沫，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央行为降低日元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从1986年开始连续多次降息。长期的低利率导致日本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之中，利率已经接近为零，通货紧缩却依然如旧，银行呆账大量累积。上世纪90年代，整个日本经济陷入萧条，被称为“失落的十年”。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