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前主席黄宏生因涉嫌盗窃和诈骗5000多万港元，2000年7月13日被香港区域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从2004年11月30日，黄宏生因涉嫌造假账和挪用公司资金被香港廉政公署逮捕，到一审判处有期徒刑，海内外媒体进行了深度报道。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0年初创维数码香港上市后，黄宏生找到一位名叫王鹏的人出任公司顾问，先后向其支付5100万港元，作为顾问费和采购彩色显像管的佣金。此人后来又获得了2500万股创维数码的认股权，认股数量仅次于黄宏生。法院查明，王鹏名下的资金全部落入了黄氏兄弟和黄宏生母亲手中。

　　在内地，黄宏生的行为可能会构成侵占罪。但是，如果由内地司法机关审判此案，那么黄宏生不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

　　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黄宏生并没有将财物占为己有，而是转让给了王鹏，司法机关不可能穷追不舍，通过王鹏这个污点证人，证明这笔款项最终落入黄宏生手中。

　　更重要的是，黄宏生的行为不是非法行为。在我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中派发顾问费的现象非常严重。某些上市公司每年要派发数百万的顾问费，这些顾问费都落入到上市公司负责人老师、亲属或者朋友的手中。在我国刑法中还有“为亲友非法牟利罪”，但这一罪名主要适用于国有企事业单位。

　　由此可见，尽管从形式上分析，我国刑法对公司犯罪或者侵犯财产的犯罪作出了十分严密的规定，但是，从具体的犯罪构成和法律适用结果来看，中国内地的刑法不堪一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刑法分则按照犯罪客体归类，不同类别的犯罪构成要件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针对公司犯罪，我国在现行的刑法体系中专门创制了妨碍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的犯罪条款，现在看来这些规定亟待改进。首先，认真思考我国刑法分则架构，改变目前这种过分依赖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确立罪名的立法模式，根据刑事犯罪的自身规律，重新制定我国的刑法分则。其次，改变按照犯罪客体分类定罪的做法，在认真研究犯罪构成的基础上，从犯罪行为入手，科学确定刑法罪名。第三，针对公司领域中出现的大量犯罪活动，应当抛弃过去那种按照所有制分类确定公司犯罪的立法思路，将所有的公司行为纳入同一个刑事法律规范中。防止由于主体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罪名。

　　笔者认为，在身份社会，社会资源主要控制在政府手中，刑法应当把经济犯罪的着眼点集中在政府官员及其委派的工作人员身上，利用刑罚手段保护社会和公众的财产。为了简化刑法体系，可以将相关罪名进行适当归并，相似的行为构成同样的犯罪；也可以针对不同的行为设置不同的罪名，然后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惩治侵犯公共财产和公民个人财产的犯罪行为。但是在契约社会，除了贪污渎职犯罪之外，对经济领域的犯罪应当一视同仁，不能因为公司的所有制性质不同而适用不同的规定，更不能根据公司内部不同角色，而创制不同的犯罪。

　　我国新修改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贯彻了契约自由原则，但公司法过分依赖民事诉讼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事实上，无论是一般诉讼还是派生诉讼，都将耗费投资者巨大的成本，许多中小投资者宁愿放弃合法利益，也不愿意通过诉讼解决问题。这就为公司的大股东和管理层侵占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在司法环节，侦查机关过分依赖行政机关和监管机构，这就使得我国利用公司从事大规模犯罪的现象十分严重。在有些时候，国家设立的监管机构对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措施不力，且其创新的一些规则，让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逃罪钻了空子。

　　黄宏生案件尚未尘埃落定，被告人正在谋求上诉洗刷罪责。但这一案件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对内地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我们不尽快完善我国内地的刑法体系，建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司犯罪架构，那么将会有更多的人借助于公司这种现代市场主体从事大规模的犯罪活动。当然，从司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司法机关应当尽快摆脱行政依赖，主动介入公司犯罪，真正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