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钢铁产业发展政策》颁布正好一年的微妙时刻,关于“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却被迫推迟。

    上周,由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通知》(下称《通知》)中,对300立方米以下高炉的淘汰期限予以三年“缓刑”,由原计划的明年年底宽限到了2010年。

    “从老冶金部的时候就开始嚷嚷淘汰过剩了,可目标就从没实现过”,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世俊认为,其间原因在于“事情并不像想像中那么简单”。国家发改委在《通知》中承认,若在2007年前全部淘汰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产能,“不仅地方任务重,压力大,矛盾集中,而且即使勉强下达,也难以实现”。

    模糊的数字

    《通知》中给出了这样的数据——2005年底,我国已形成炼钢能力4.7亿吨,还有在建能力0.7亿吨、拟建能力0.8亿吨,如果任其全部建成,届时,我国炼钢产能将突破6亿吨,而2005年我国钢的表观消费量在3.5亿吨左右。照此,我国钢铁业在去年的过剩产能超过了“危险”的40％。

    而对于中国行政当局的这个数字,业内专家无一表示赞同。“对产能的计算,不能‘只做加法、不做减法’”,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罗冰生对记者表示,钢铁产能不是简单地相加,还要把淘汰的落后部分减下去。

    “真正判断产能过剩的标准应该是有市场需求的有效产能”,李世俊认为。

    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戚向东向记者介绍,钢铁行业的有效产能看的是综合配套能力,由于钢铁生产工艺链衔接的原因,单一产品的产能是不能完全发挥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100％发挥产能,一般情况下设备开工率在85％～90％左右就已不错。”

    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几年来对全国钢铁企业的实地调研,我国目前钢铁有效产能与总需求之比为80％,袁钢明认为“这一比例正合适”。

    然而,关于这个“有效产能”的准确数字,以及分品种的粗钢、钢材、生铁过剩的具体数字,无论是在统计局还是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网站上,都无法找到。

    “各种统计数字的起点不一样,结果差别很大。”北京瑞钢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红杰表示,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权威、可信的数字。

    真正科学的统计数字缺失的情况下,现有的统计数字往往为部门职能和利益服务,出现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

    如果说缺乏共同起点的争论必然难有结果,那么不具有标准数据支撑的调控注定不成功,甚至陷入乱局。

    过剩猛于虎？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钢铁产业过剩显得特殊的敏感,一直将其视为整个行业面临的“头号大敌”。

    “过剩并没有那么可怕”,罗冰生认为,一定范围内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表现：“总是供不应求怎么优化结构？怎么有利于推进结构调整、淘汰落后、推进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竞争力？”

    在当下淘汰钢铁过剩产能的争论中,焦点便是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吨该不该算作落后产能。目前300立方米以下的高炉年产量为9988万吨,主要用作建筑用钢,服务于中国中型城镇的城市化建设。

    发改委的《通知》中,给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归结了“五宗罪”：能源消耗高；资源的极大浪费；环境污染严重；生产效率低；不支付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成本。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小钢厂在市场上却是“产销两旺”。李世俊告诉记者,目前市场效益最好的就是300立方米的小高炉,一两个亿的投资,当年投产建成,第二年就可以收回投资。

    “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的确存在着难以综合利用的问题”,杨红杰表示,“但300立方米以下高炉的环保能耗等指标完全可以达到国家标准,而在各项达标的基础上仅以产业标准为由来淘汰,缺乏说服力。”

    杨红杰认为,单纯以生产设备画杠杠,明显不利于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小钢铁企业。“要知道,任何企业都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首钢当年的高炉也不大,产量也不过几百万吨。”

    “说过剩是假,害怕国家投资失利,造成它自己的过剩是真。”有批评人士这样指出。

    德龙控股董事局主席丁立国建议政府应该借鉴小排量汽车的经验,对钢铁行业的发展要以“和谐”作为目标。“过去小排量汽车不能上二环路,现在政策解禁了,不也挺好吗？”

    酝酿环保“卡位”

    单纯地以规模、设备“一刀切”,作为判断落后产能的标准,不仅有打压民营企业生存空间之嫌,对提高我国钢铁行业的竞争力上也没有帮助。

    比如我国经济发展在地域上的不平衡性,一定的落后钢铁产能是有存在合理性的。李世俊认为,东部砍掉的是“牛尾”,西部砍掉的可能就是“牛头”。按照去年7月公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新建高炉必须要在1000立方米以上。这远远超过了一般钢厂,尤其是民营钢厂的承受能力,而且原来的供料体系都需要重建。“好多企业都是给‘催肥’的”,李世俊表示,这种带有浓重计划经济色彩的规则手段,最终只能是“大而不强,事与愿违”。

    “规模只能是标准之一,而且要分地区、分结构执行”,杨红杰表示,最好的手段是用环保指标“卡位”。

    此前有消息表示,国家发改委准备根据不同的能耗和环保情况实施差别水价和电价,通过市场的手段打击落后产能,但到记者截稿时为止,该办法仍未出台。

    李世俊向记者透露,国家环保总局正在制定一个关于钢铁工业排污的新标准,标准将消除“设备、规模偏见”,按照炼铁除尘、液压发电等技术指标对钢铁落后产能进行控制。

    “标准考虑了现实情况,尤其将对新建钢铁厂进行比现有环保标准更为严格的指标。”李世俊认为,只有通过环保指标的限制,才能保证政府在调控中尽量少的干预,从目前的僵局中走出来。(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