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大陆的许多学者，都没有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八个字作为一个整体来严肃对待。当前关于改革的争论，或者是只强调前四个字或者是只强调后四个字。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八个字作为一个整体能不能成立呢？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英语世界流行的《韦氏大词典》１８４８年做了如下定义：社会主义是《罗马农业法》的现代表述。《罗马农业法》主要是挑战少数贵族拥有、霸占土地的问题。罗马的土地原来是公有的。但是，罗马帝国经过不断征战之后，土地逐步被少数贵族霸占了。《罗马农业法》实际上给出了个人拥有土地的上限，限制人均拥有土地的最高额，并对高度不平等的土地进行再分配。《罗马农业法》主张：当时高度不平等的财产分配是不合理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不要迷信现存财产关系的合理性，而要对现存生产关系进行改造。法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始人饶勒斯在《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一书中曾记载，法国大革命经历了很多次复辟与反复辟，在复辟时期中曾有这样一条法令，任何人主张《罗马农业法》以及与该法类似精神的人要被处以死刑。《罗马农业法》实际上构成了西方历史中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象征着要对现存生产关系进行改造。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要对现存的财产关系有一个挑战的态度，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要消灭私有制。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很复杂，要多种所有制并存。但是，从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历史来看，追溯到《罗马农业法》、《共产党宣言》等，社会主义是要有公有资产、公有财产的。这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重要含义。

　　此外，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意思是广泛的“社会民主”，特别是经济民主，劳动者不仅仅是出卖劳动力。“社会民主”，不是指欧洲具体的社会民主党。在西方社会主义者看来，法国大革命创立的政治民主还不够，还需要扩展到其他领域，所以叫“社会民主”。广泛的“社会民主”就需要把政治民主推广到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例如，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运动很基本的一个内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妇女是没有财产权的。《罗马法》曾明确规定：妻子和子女是丈夫的奴隶。丈夫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取消妻子与子女的奴隶地位。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全国性立法是《婚姻法》。《婚姻法》取消了一夫多妻制，并且规定男女平等，财产夫妻共享。《婚姻法》是高度民主化的法律，是社会主义运动争取的结果。在此，特别强调，“社会民主”里面要有经济民主。例如，在企业里，劳动者要有更多的发言权，而不是被动出卖劳动力。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要有公有财产，要挑战现存的财产关系；二要有经济民主，劳动者要有发言权，而不仅仅是出卖劳动力。

　　如何理解市场经济

　　那么，公有资产、“经济民主”与市场经济是否可以结合呢？西方大多数学者、新闻记者都认为：中国是由于共产党在执政，才在市场经济前挂上社会主义这样的名号。一些对中国友好的人士也想不明白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到底公有资产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呢？

　　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就是公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下运作的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与垄断源代码私有产权的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相反，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则是公有性、开放性的产权。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的发明人Ｌｉｎｕｓ认为，Ｂｉｌｌ Ｇａｔｅｓ凭借这种垄断的操作系统赚钱是很不合理的，因此Ｌｉｎｕｓ将他自己开发的源代码开放。现在，Ｌｉｎｕｘ操作系统已经占据了全世界３３％的操作系统市场，而开放源代码的另一劲旅Ａｐａｃｈｅ操作系统也已占据了６０％的网络技术市场。Ｌｉｎｕｘ和Ａｐａｃｈｅ操作系统是公有性的知识产权，并已经具有在市场中打败微软这种私有性知识产权的趋势。ＩＢＭ已经正式宣布与Ｌｉｎｕｘ和Ａｐｐａｃｈｅ合作，建立与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对接的平台。而且，西方已经发展出了一套保护开放性的源代码这种公共资产的法律制度，即所谓的“Ｃｏｐｙｌｅｆｔ”，这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版权）相反，即，在公有性源代码条件下，开放源代码可以有机会被任何人改进，但改进后不得将整个产品申请专利。也许有人会说，公开的源代码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有资产。但财产所有权是一个权利束，包括使用权、转让权、闲置不用权、浪费权等。Ｌｉｎｕｘ是在动态中发展的一个公有的权利束。公有财产权的定义包括非排他性或者非竞争性。公开源代码没有排他性，任何人都可以改进源代码，所以Ｌｉｎｕｘ 是一个公有的财产。据统计，现在全世界有上百万的义务从事Ｌｉｎｕｘ软件开发的设计师。

　　上述Ｌｉｎｕｘ例子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种简单保守的意识形态，其基本原则和价值观确实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是需要论证的，不是简单地喊口号。公开源代码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运作，是一个最成功的、在最前沿生产力领域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例子。

　　简言之，市场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有大量独立自主的分散决策，二是产品以交换为目的进行生产。经济活动虽然应该有宏观的调节，但是大量独立的决策主体才能反映人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而不是自给自足。虽然历史上市场经济这样一种经济体制确实与资本主义有很多结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财产、资本主义结合。例如，市场经济不仅有资本主义的，而且有奴隶制市场经济。奴隶制市场经济是西方历史上最发达的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

　　下面，进一步从理论上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公有资产在市场经济中要有市场收益，而不是被人白白占用；另一方面，经济民主在市场经济中能够存在和发展。首先，公有资产会使得市场经济更有效率。这一点，我深受１９７７年诺贝尔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启发，他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ＧＤＰ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米德继承了“自由社会主义”的传统。米德一个最深刻的论证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通盘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

　　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努力工作。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这也是和１９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当时亨利·乔治的地租社会化、土地国有化理论在世界影响很大。米德提出“倒转”英国的国有化模式，政府减少行政管理，但从国资中代表全民真正拿到市场收益。这是米德“自由社会主义”纲领的首要特征，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在混合经济中，我国的公有资产可以发挥类似香港土地的作用。因此，不能把简单出卖公有资产作为我们发展的主导型思路。尤其不能腐败性、运动性、指令性地卖公有资产，像今年黑龙江的卖国企指标。最近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的假药已造成１０多人死亡，很多人没注意到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刚私有化不久，原工人大多被解雇，换上工资更低的农民工，内部管理混乱。香港的例子也启发我们应当发挥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而不能简单变卖。当前国企和国资体制确实需要改革，但改革不等同于简单私有化。当前国企和国资体制的问题在于，政府一方面对企业管得很多，但另一方面却没有从国企中代表全民得到多少利润。国资委管辖的１６６家大型国有企业，不向财政部上交利润，不进行国有股分红，但其中在纽约上市的中石油、中石化却向海外个人股股东分红。现在，中央已经决定今年要国企分红，这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变革。具体问题是财政部和国资委之间在争论：分红收益交给谁，由谁来管理。但总的方向已明确：政府要减少对国企的行政性管理，国有企业不应该有行政级别，但政府要代表全民从国资中获得市场收益。

　　“社会分红”是米德“自由社会主义”纲领的第二个特征。“社会分红”是指每个公民，没有任何其他条件、仅根据其年龄和家庭状况就可以获得免税的社会红利。设立社会红利有两个基本考虑：给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基本的、无条件的收入来促进平等；提供一部分不受劳动市场灵活性所要求的变化的影响的收入，来减少个人风险。社会分红现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实践。比如，自１９８２年起至今，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政府用该州的资源收入拨款设立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来运营的资源永久基金，连续２４年给在该州居住６个月以上的公民发放社会分红，每人每年几百甚至上千美元不等。

　　社会分红启发我们在社会保障体制上可以有所探索，并对现有的西方保障体系给予创新。社会分红优越于传统的“有条件收益”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地方在于，前者调动了受益者对接受低收入职业的积极性。这种现象乍看起来违反直觉，因为“无条件的社会红利”似乎比有条件的收益（基于失业和疾病）更加削弱了接受低报酬工作的积极性。米德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直觉在这件事情上是错误的：“一个有８０元的社会红利和２０元的有条件收益作为补充的接受者将更加积极地去谋取外界的收入，只要那些收入在扣除所得税后大于２０元；但是如果他或她整个地依赖于１００元的有条件收益，那就不能刺激他们接受外界低于１００元的收入。”在中国的局部地区，社会分红的萌芽状态也已经出现。浙江与江苏为了奖励计划生育而规定，农村夫妇严格遵守了国家的计划生育，孩子是女孩的，政府就保证在孩子到一定年龄时候发钱。

　　借鉴阿拉斯加州的经验，我们可以设想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与阿拉斯加的石油公共资源类似，我国中央国企大多分布在自然垄断的基础产业部门，如中石油、中石化。这种较有保证的垄断收益更应造福全民，而不是为部门或少数人独占。我们完全可以借鉴阿拉斯加州的做法，将１６６家中央国企利润的５０％作为本金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再将“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投资收益的５０％作为社会分红发给每个公民。

　　如果按２００５年的数据测算，１６６家中央非金融企业６０００亿元人民币利润的５０％是３０００亿元。用这３０００亿元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如果这３０００亿元投资能产生１０％的年收益，即３００ 亿；将３００亿元的５０％，即１５０亿，用于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分红”，每人大约１０元多一点。另外的１５０亿，相当于２００４年中央财政收入的１％，可由人大批准用于其他社会经济项目。这个数目最初看起来是不多，但如果以后每年都能有两三千亿元的利润投入基金本金，几年以后基金本金就会变成上万亿元。假如，从第二年到第五年每年中央非金融企业能有３０００亿元投入“永久基金”，到第五年后基金本金会增长为１５，０００亿元，即使是５％的年收益也能产生７５０亿，７５０亿的５０％即３７５亿元可用于社会分红。基金本金会越积累越多，社会分红的数额也会翻番。全国人大每年还可讨论是否根据需要将中央金融企业利润、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收入的一部分注入“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这样１０年之后社会分红的数目将会很可观。这将打破“公有和人人无关”的神话，调动广大人民关心国有资产的积极性，也能促进政治民主的发展。

　　最后要谈的一点是，经济民主在市场经济中也是可行的。现在流行的“现代企业制度”——股东有限责任制，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事实上，正是为了工人合作社的发展，穆勒才在１８５５年力主在英国议会中通过了不需特许的普遍的有限责任制。亚当·斯密《国富论》是反对“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有限责任的，因为这样一来，资本家不承担全部成本，仅仅以出资额为限，资本家不会倾家荡产，企业倒闭，银行和职工受损。１９世纪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股东有限责任的逻辑含义是：资本家在企业盈利时也不应独享利润，因为他在企业倒闭时并不承担全部责任，而是事实上与社会分享。因此，劳动者不应仅仅是劳动力出卖者，而应参与企业管理，分享利润。米德设计的劳资合伙企业就是一个例子：外部的股东拥有资本参股证（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ｈａｒ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 ）、内部的工人拥有劳动参股证（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

　　这个计划的运作机制可以粗略地概括如下：“在劳资合股企业里，工人和风险资本家作为合伙者共同管理企业。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股可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普通股相比。工人合伙者在企业中则拥有劳动股。劳动股有权和资本股按同一比率分红，但是它们依附于每一个单个的工人合伙者，当他或她离开企业时被取消。如果劳资合股企业中任何一部分收益没有分红而是用于企业发展，新的资本股，其价值等于他们牺牲的红利，将分配给现有的所有资本股和劳动股的持股者。劳资合股企业的协调极大地减少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任何通过提高其持股者红利比率以提高某个团体境况的决策都将自动提高其他团体的持股者的红利比率。”

　　我们的国家股、法人股也可以和劳动股组建劳资合伙企业。如果我们考虑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考虑劳动者的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８个字就是有极为丰富的内涵的。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