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反驳、也不去理睬，我对民众完全持悲观的态度。经济学家不要把自己当上帝，把事实说清楚就行了

　　钟伟(钟伟新闻,钟伟说吧)，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33岁即成为中国当时最年轻的金融学博导，知名经济学人网站“博士咖啡”创始人，与赵晓、巴曙松等人一同被评为“飘一代经济学家”。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上海

　　“我是个无趣的人，你完全没有采访我的必要。”电话那头，钟伟的声音很平静。平静之后，压抑不住的是情绪，“我不反驳、也不理睬，我对民众完全持悲观的态度。”

　　沟通，再沟通，这位在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的37岁的经济学者终于同意和记者通过电话交谈。态度，依然是不依不饶，“你看过我的文章吗？你说说我都写了些什么？”

　　今年2月，在全国普遍弥漫着对房地产行业的不满情绪，钟伟写下一篇名为《房产暴利是权钱合谋下对农民的掠夺》的文章，引起公众一片叫好。然而，正当中央政府开始对房地产业进行新一轮调控时，还是这个钟伟，突然站出来提出“中国房地产极大增强了国民幸福感”，接着，在风口浪尖，又表明立场支持银行跨行查询收费。顷刻间，媒体和网民一起对他口诛笔伐。

　　钟伟继续逆“流”而上，在媒体上发表《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指出“求真是第一要务。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考虑之列”，为自己辩护。媒体和网民的批判再次狂风暴雨般袭来，这一次的口水几乎能把他淹个半死。

　　这帮学者都是在做讨巧的事

　　人物周刊：你真的认为，中国房地产这些年的发展，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幸福感？

　　钟伟：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住过半地下室，和别人合租过房子，住过筒子楼，也自己一个人独自租过房子。直到2001年，我终于住上带卫生间、厅、室的一套102平方米的房子，是按揭的，感觉真的很幸福。2006年7月，我终于把所有的贷款付清了。我自己的经历，有房要比无房幸福。

　　在毛泽东和华国锋的时代，每个人的居住面积平均只有5平方米，20年后的房子才配有卫生间、厨房。1998年的房改，平心而论，是惟一的政府让利的改革举措，比教改、医改得人心多了。比起“按权力排队”，“按钞票排队”显然要公正得多。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要为房地产开发商辩护呢？

　　钟伟：现在，公众、学者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房地产行业和开发商混为一谈。其实，房地产行业是由供、求、中间机构三方共同创造的。房地产行业不等同于开发商。但如果你竟然敢为开发商说话，在公众眼里，就是一条走狗。这实在是太夸张了。

　　人物周刊：你为他们说话，有人会问，钟伟的屁股究竟是坐在谁的位置上？

　　钟伟：我算是高收入阶层，一个年轻的大学教授，如果收入不高，那就是国家的问题了。生活得还可以，心态超然，偶尔还会骂骂我的主管部门——教育部。现在学者的心态很容易不平：喜欢和商人比钱少，和官员比权小。我就安分守己做自己的研究。

　　我认为我自己是最超然的。我认识很多开发商，我也认识任志强，但我买房子不找他们，因为我不欠人情，犯得着为这点利益掉价吗？我对官员的态度也是一样的。

　　人物周刊：就你看来，中国房地产行业引起公众的不满，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钟伟：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问题，主要就是在现行的土地出让制度上。现在的土地出让制度，是建立在剥夺被征地农民、城市拆迁户的利益之上的。政府给农民的补偿很少，可以说，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供给。这就是腐败的根源，导致开发商与政府官员的权钱交易。

　　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媒体、学者在骂开发商，就没有人去骂地方政府，没有人意识到农民被剥夺土地这个现实？我认为，这帮学者都是在做讨巧的事！

　　人物周刊：用钞票排队，难道就公平吗？

　　钟伟：我想骂的是买房子的人。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不光是房地产开发商，也是买房的人一起炒出来的，结果，给了开发商暴利。

　　用钞票排队的规则是，如果你买不起房，但有人比你有钱，他买得起。这是个社会收入分配的问题。一边是老百姓抱怨房价涨得太高，一边还是有人买房。一个国家的社会收入分配问题，要指望房地产开发商去调节，真是非常可笑和荒唐！

　　人物周刊：公众的情绪也有合理的一面。问题是，现在太多的低收入群体住不起房子。

　　钟伟：每年城市都有新增的住户，其中低收入困难户大概有700~800万户，收入在500~600元/月，人均居住面积5平方米左右。这群人，地方政府需要给他们建廉租房。

　　为什么地方政府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因为这些房子是要造在地上的，而这些土地本来政府是可以通过招拍挂的。地方政府不愿意为廉租房买单，他们不愿意把出让土地的收入用来反哺农民和低收入者。

　　所以，首先要把市场和政府的边际分清楚。此外，要做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成，现在，中央政府表面调控，实则是中央向地方要利益分成。

　　经济学家只能代表他自己

　　人物周刊：你过去提到郎咸平(郎咸平新闻,郎咸平说吧)、易宪容，说他们是符号化人物，对改革没有任何促进作用。你似乎在对他们持一种“双重标准”。

　　钟伟：郎咸平的确是用了财务数据来说明一些东西。问题是，我不喜欢他们一副代表人民、代表党的架势。一个学者所做的，只能代表他自己。

　　中国的知识分子好像天生就有“为民请命”的使命感。其实，他是没有资格代表民意的。他所做的，就是认认真真做自己的研究，用逻辑和数字来碰撞，这样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让公众自己来做判断，而不是代他们投票。

　　在一个市民的社会里，如果公众觉得自己的智力不行，需要委托才能去投票，这完全是一种臣民的心态。

　　人物周刊：毕竟，经济学和经济学研究是专门的学科，不是每个普通的市民都能理解的，他们需要专家、学者来为他们提供指导。

　　钟伟：我厌恶的是“态度决定一切”。在我们行业内，一个所谓的经济学家，无论人品怎么低下，学术水平怎么糟糕，只要他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姿态，媒体、公众就会为他鼓掌喝彩。

　　我一向是反对房产价格的大涨或是大跌，但我绝对不去预计广州、上海未来半年一年跌或是涨30%。凭什么让老百姓听你的话，决定买还是不买？经济学家不要把自己当上帝，把事实说清楚就行了。

　　保持讲真话的态度

　　人物周刊：在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论断中，为什么你的观点前后有这么大的变化？

　　钟伟：当时，我引用了巴菲特的一句话：“厨房里的蟑螂绝不是只有一只”，开发商是其中一只，但是，“谁有勇气去打开橱柜，看到密密麻麻的蟑螂？”结果在现场，我的话的后半部分就被电视台掐掉了。蟑螂之说，让我莫名其妙地成了为人民群众说话的人。后来，我写肯定中国房地产业的文章了，公众又开始集体骂我了，我成了人民的敌人。

　　其实，我只是用数据和逻辑去说明事实。

　　人物周刊：如果不是为了炒作，为什么要去发表一些“不合适宜”、反公众情绪的观点和言论？

　　钟伟：我对所有的外界评论都是看不起的。我不去理会比我弱智的人。在学术和工作范围内，我重视的是同行、我的学生对我的评价；在私生活上，我在乎的是我的家人。至于网上是支持我还是骂我，我都不在乎。

　　张唯迎说过一句话“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在政治决策上，投票还是需要的，让大多数参与决策是合理的，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在研究领域，根本不需要投票，因为大众就是反智的。

　　人物周刊：你似乎始终端着的是一种社会精英的姿态。

　　钟伟：我一直认为，在现代社会里，就是精英代议制。我不是精英，谁是？但是，我是在大学里做研究的，是精英中最弱的一群人。陈云曾说过需要有一群“穿着长衫、带着瓜皮帽、踱着四方步”的人，我就是这种人。这种人不需要和民众、官员、商人有太多的联系。

　　人物周刊：你厌恶“为民请命”，难道一个经济学家就不需要有人文情怀了？

　　钟伟：需要。但是，没有必要到处去表达，去宣讲。要警惕那些打着人文情怀、道德情怀的幌子去贩卖自己的人。因为，你首先得说明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

　　在道德水平上，我承认自己只能算是中等。

　　人物周刊：那么一个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在哪里呢？

　　钟伟：首要的是保持讲真话的态度，这是社会责任感的前提。如果一个经济学家打着社会责任感的幌子，满嘴错误，却获得掌声，我认为那是阴谋家。

　　人物周刊：你一直强调自己是超然的，然而，你的另一个身份却是北京安邦信息集团公司特约经济学家。这会影响你观点的独立性吗？

　　钟伟：因为做教授收入有限，我要养家糊口要挣钱。照业内的一个根据收入划分经济学家的说法，我认为自己是不入流的。在安邦只是给朋友打工，做信息研究，每个月收入多个5000块。1997年到2001年期间，我曾在长城证券当过特约经济学家，做的是纯理论的宏观经济研究，能有什么倾向性？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公司一家担任过独立董事。

　　现在，我的收入构成是课题费、工资加稿费。在业内，很多所谓“为民立命”的经济学家钱拿得我多得多。如果硬是要从收入来判断，难道只有流氓无产者才有这个资格？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