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的财政收入首次迈过2万亿元，而这个数字在2006年的上半年即被突破，7月25日国家发改委透露，2006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收3600多亿元，已经超过了2万亿元。

　　在许多人看来，高速的财政增长并非福音，它其实是建立在地方政府狂躁的GDP冲动和中国正在备受指责的出口上，而这两项恰恰是未来改革的方向所在。同时，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已经持续了几年。增长的空间终归有限。因此，现在的关键变成，如何利用现在财政丰盈的黄金时期，为以后的经济增长转型奠定基础，。

　　一段时期以来，以世界范围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资依赖型”、“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得以确立，进而发展到中国的财政收入也出现了“外贸依赖型”的转变，即随着外贸依存度的不断上升，进出口贸易税收已经在财政收入中举足轻重。由此带来的一个悖论就是：假如没有外贸的快速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必将放缓；但是过度强调外贸增长拉动经济的现实又已经表明这种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正是由于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不确定性在增大，因此利用目前财政相对丰盈的现状为未来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成了当务之急，机会很可能稍纵即逝。

　　事实上，中国的诸多焦点问题都和财政收入的使用息息相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更有赖于财政投入的保障。尽管从1998年开始，中国就宣称财政体制从“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但社会保障、教育、科学和医疗卫生的投入从1998年到2005年的七年间，全国财政在公共领域的支出比重不升反降。这些也成了目前暴露问题最多、群众最不满的领域。问题的复杂性同样在于，由此带来的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也严重桎梏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比如，国内消费迟迟难以启动就是因为政府财政收入再分配的职能没有很好履行。

　　因此，如果说此前向公共财政的转型困难受制于国家财力不足的话，那么，现在日益充沛的财政收入无疑提供了一个契机，或者说现在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最好时机。

　　目前，最重要的是在财政收入的增量和存量上做好文章。简单地推算，2006年的增量财政收入可能会达到7000亿元左右，这笔资金应该更多地向社会保障倾斜，2005年中央预算安排社会保障投入1474亿元，相对于庞大的社保“亏空”，无异于杯水车薪。而作为未来经济转型支柱之一的“新农村建设”，2006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支出为3397亿元，与几万亿元的可能支出相比也相距甚远。2005年，中央财政安排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3000亿元用于中、西部地区，这笔资金也应该相应增长以减小地区差异。目前增量资金的跃升扩大了财政分配的腾挪空间。

　　同时，作为补充，对存量资金的再分配也变得更为重要。首先应该节流的是名目繁多的国家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尽管各种统计不一，但比较公认的数字，是全国每年的公款吃喝消费都保持在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公车消耗的费用3000亿元以上，公费出国考察2500亿元左右，加上其他开销，每年的公款消费当不下于9000亿～10000亿元。节约这笔资金将有效保障公共财政的实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当然，同其他的改革一样，以财政转型促经济转型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期间必然会受到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阻挠。但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挑战，面对可能稍纵即逝的转型良机，只有进行有效的改革才能使其重发生机。事实上，中国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到今天，已经使调整的成本在逐渐升高。因此，处于转折的关头，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而目前财政能力的强盛无疑给其提供了资源上的重要保障。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