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

    欧洲大约在公元1300年以后出现了商业革命,而中国的商业革命却出现在此前两个世纪的北宋王朝。奇怪的是,中国学者对此讳莫如深,西方学者却言之凿凿,几乎众口一词。

    美国汉学巨头费正清( John K.Fairbank)与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合作撰写的名著《中国：传统与变革》,在写到宋朝经济时,所用的标题就是“商业革命”四个字。他们写道：“中国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迅速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另一本权威著作,被誉为可以和汤因比《历史研究》相媲美的《全球通史》,其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宋朝的黄金时代”的标题下写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

    这些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信口开河,他们是在比较了欧洲的商业革命之后,才确信这种商业革命在宋朝已经出现了。那么,何以中国历史学家竟然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呢？这里面有理念问题,也有视角问题,正如苏东坡的诗句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人们在欣赏张择端画于1121年的《清明上河图》时,无不为其精细而写实的画面所折服,彷佛在看一部电影记录片,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北宋都城开封的商业繁华,似乎能够听到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传来的市井喧嚣。但是人们很少想到,正是这幅世界名画如实地记录了商业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它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唐朝的长安。

    唐朝都城长安堪称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气势宏伟,令当时周边各国难以望其项背。但是,它的致命弱点在于其棋盘状的封闭结构,垂直相交的街道把全城分割成许多“坊”,民宅都建造在“坊”内,不许沿街开门(只有少数达官贵人例外)。甚至商业区也建造在封闭的“坊”内,这就是著名的“东市”、“西市”。所有的“坊门”到了夜晚一律关闭,根本谈不上“夜市”,肃穆有余,而繁荣不足。

    这种城市结构,到了宋朝完全被突破了。不再有封闭的“坊”“市”结构,商业活动也从封闭中解放了出来,扩展到大街小巷的沿线,形成了近世都市的商业街。如我们在《清明上河图》所看到的那样,大街上店铺鳞次栉比,用来做广告的招牌、幌子目不暇接,什么“王家罗锦匹帛铺”、“刘家上色沉檀栋香”、“刘三叔精装字画”之类。画面上,城门不远处,有一座三层楼建筑——孙家正店,门前有彩楼欢门,十分富丽堂皇,是开封城内著名的大酒楼。类似的正店有 72家之多,它们不仅具有饭店、旅馆功能,同时兼具商品交易所的功能。其中有一些就是商人同业组织开设的,例如马行开设的“庄楼”,牛行开设的“牛楼”,小货行开设的“时楼”,矾行开设的“矾楼”,这些楼作为同业商人看验商品质量、商定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类似于后世的同业公所与交易所。著名的潘楼街,有一座称为潘楼的大酒店,它边上的界身巷,有金银彩帛交易所,是适应商业新发展而兴起的货币金融交易中心。当时人如此描写它：“屋宇雄壮,门面壮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开封的金银彩帛交易所附近,还有最大的娱乐场所——桑家瓦子。称为“瓦子”的娱乐场所,和酒楼、茶坊一起,通宵营业。还出现了类似“应招女郎”、“陪酒女郎”、“卖唱女郎”这些昔日长安所没有的新潮特色。南宋的杭州全城拥有23处瓦子,其中“北瓦”最大,有勾栏(上演百戏的场所)13座,分别演出史书、小说、音乐演奏、舞蹈、杂技、戏剧、相扑、傀儡戏、说唱、说浑话和学乡谈(类似相声、滑稽)、皮影戏等。昼夜不停地演出,上千观众围得水泄不通。

    东京开封,建于汴水之上,汴水可以和黄河、淮河、长江沟通,因此市场上有来自江淮的粮食,沿海各地的水产,辽与西夏的牛羊,以及来自各地的酒、茶、丝绢、书籍,还有日本的扇子,高丽的墨料,大食(阿拉伯)的香料、珍珠。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当时全国商品交换的价值合计,相当于 1500-1800万盎司黄金,折合成现在的价值约合60-70亿美元。这样庞大的财货流通,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无疑是商业革命带来的新景象。

    巨额商品的流通,呼唤货币发生革命性变化,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应运而生。此前的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市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11世纪初,益州(今四川成都)16家富商巨贾联手发行一种钱券——称为“交子”的纸币,既便于挟带,又便于交易,很快风行于市场,成为全国流通的纸币。到了南宋,由于铜钱大量外流,“钱荒”越来越严重,纸币一举成为主要货币。当时有四川钱引、湖广会子、两淮交子(以铁钱为本位)、东南会子(以铜钱为本位)。所谓“会子”,又叫“便钱会子”,它是带有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是纸币的另一种形式。尽管这种最早的纸币还不够完善,但是它在世界商业史与金融史上的开拓性意义,是不容低估的。瑞典是欧洲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时间是在 1661年,比中国晚了600年。

    这难道不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吗？正是这场商业革命缔造了开封与杭州的辉煌。

    南宋的都城杭州,人口有150万,超过了北宋都城开封,商业繁华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梦梁录》所说,大街小巷两旁,商店一家挨着一家,“无空虚之屋”,“无一家不买卖”。引人注目的是,五间楼至官巷口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带有金融与证券交易所的雏形。随着商业的繁荣,城内酒楼、茶坊、瓦子目不暇接,博得了“人间天堂”的美誉。

    13世纪末,马可·波罗游历到了杭州,那时,杭州光辉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然而他依旧惊叹它的宏大、富庶,称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他如此动情地说,他的故乡、那个号称欧洲城市之冠的威尼斯,与杭州相比,也不过是一个破旧的村庄而已。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