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完成《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发达国家在5年承诺期内，每年将通过CDM项目购买约2亿~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将可以提供所需的一半以上。按照目前CCX的交易价格计算，这是一个4.5亿~9亿美元的市场
作为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和重量级的环保人士，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F.Strong）再一次来到上海，在第五届“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就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能源问题做了演讲。
走下台来，这位70多岁的老人忍不住有些“抱怨”：参加会议的专家很多，但是金融和企业界人士太少。而他一直认为，只有通过工商业，通过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环保。
莫里斯现在正在做一件他认为正确，而且又能赚钱的事情———气候交易。
能做正确的事而且能赚钱
目前莫里斯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的副主席，同时他也希望能够推动中国尽快成立一个类似的交易所。
CCX是世界上第一个综合性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减排贸易组织体系，2003年由14家包括杜邦、福特、摩托罗拉等大企业自愿组合而成。目前该交易所开展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六氟化硫六种温室气体减排交易，会员已经增加到了200多个。
这些自愿参与的成员，必须作出承诺：在2003年~2006年间，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减少1％。到2010年，原始成员国必须减排6％。如果届时不能达标，将受到相应惩罚。如果提前实现减排，则可以将多余的指标出售给那些不能达标的企业，指标的价格由市场决定。
以二氧化碳交易为例，每100吨为一个交易单位。从CCX2003年12月12日的第一笔交易至今，二氧化碳的交易价格已经从每吨不到1美元，上涨到了4.5美元左右。
不仅价格在不断上涨，交易量也在不断增加。“仅仅今年5月份，CCX的交易量差不多达到300万吨以上，这是去年一年总量的2倍。”莫里斯说。
“我并没有劝说他们加入交易所，我只是说，这里有机会。”莫里斯说的机会，就是交易所的这些成员，可以通过减排指标的交易，降低减排成本，同时产生一些经济上的收益。而这个机会，显然也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到。
2004年CCX在欧洲建立了分支机构———欧洲气候交易所（ECX），CCX拥有其51％的股份。目前欧洲差不多80％~90％的温室气体交易，都是通过这些交易所进行的。2005年CCX又与印度商品交易所（MCEI）建立了伙伴关系，之后还建立了加拿大气候交易所。
现在，CCX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今年6月底，CCX的主席曾经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地宣传气候交易，力图推进中国建立类似交易所的进程。莫里斯也是一样，他“抱怨”参会的金融企业界人士太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这些人士能够更好地理解气候交易的经济价值。
莫里斯表示，由于中国现在大量依赖化石能源，造成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他进一步解释说，美国曾经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从1980年的1700万吨下降到了1030万吨。这种减少可以每年带来1200亿美元的收益。
根据《京都议定书》中的规定，在2008年~2012年的减排“承诺期”内，应将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在1990年水平上至少要减排5％。各国可以通过联合履约机制（JI）、排放交易机制（ET）、清洁发展机制（CDM）来实现目标。
这将成为中国的一个巨大机会。为完成《京都议定书》的承诺，发达国家在5年承诺期内，每年将通过CDM项目购买约2亿~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将可以提供所需的一半以上。按照目前CCX的交易价格计算，这是一个4.5亿~9亿美元的市场。
期待中国式的交易机制
关于在中国建立气候交易所，莫里斯说，已经有了很多感兴趣的群体，尤其是中国政府的最高层领导也开始关注这个项目。
“交易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会有突出的贡献。当人们交易的时候，他们会认识到这里面有经济收益。气体交易机制的存在，会帮助人们更多了解这个项目的重要性。”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江家驷告诉记者，他认为CDM或者气候交易进入中国正当其时。原因就在于“十一五”规划非常明确要求的降低能耗，并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而此时如果通过CDM、气候交易所，就能够在降低能耗的同时获取收益。“我想这是一个双赢的状况，我确信如果今天有很多商人来的话，没有人会希望错失赚更多钱的机会。”江家驷说。
莫里斯说，CCX已经做好准备和中国的合作方进行合作，建立一个适合于中国的交易所。“我们有同样的目的，但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和体系。”比如，美国的体系是自愿的，美国并不是《京都议定书》的成员，而每一个欧洲的交易所，他们是建立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之上。
“交易所应该是中国人自己运营自己所有的。”CCX形成了最初的框架和运作流程，不过莫里斯表示，中国政府可以决定保留多少，改变多少。
莫里斯称，他希望中国建立起来的交易所，首先是一个纯粹的内部市场，是为中国自己的市场，因为中国自己的企业也需要从其他企业购买温室气体的减排量。之后再不断扩大，和世界市场连接起来。“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事务，需要一个全球性的交易网络。每个交易所必须要成为全球网络的一个环节。”
交易所一旦建成，可以成为知识和技术交流的中心。“我相信上海也可以充分利用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在建立全球金融中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工商业是解决环保问题的重要途径
莫里斯坚定地认为，工商业是解决环保问题的重要途径。
事实上，莫里斯不仅在环保领域承担了各种职责，他也曾经是加拿大国家石油公司的总裁、加拿大电力公司总裁、北美最大的公共事业公司———安大略水电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莫里斯说道，他曾经在电力公司做老板时，企业亏损严重。于是，莫里斯提出要提高能源效率，开展庞大的节能项目。这一招帮助公司在减少污染的同时，提高了利润。“作为一个生意人，我有实际的经验，在帮助企业死里逃生的同时，提高环境的质量。”
“我不会说我仅仅是一个商人或者环保人士，我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这就意味着我用商业去现实地达到环境和社会的目标。”
谈到1972年他任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秘书长时，联合国召开的第一次环境大会，莫里斯也谈起了由此开始的中国之旅。从那时开始，他开始和中国同行合作，积极参与中国的环保进程。
莫里斯与中国的渊源，也发端于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莫里斯从她那里知道了中国，并于1953年首次来到中国。
“如果全世界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中国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实现这种转变，中国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我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们完全有可能做正确的事情，而且能够赚钱。”莫里斯自信地说道。莫里斯·斯特朗
档案
●1929年出生于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后来定居多伦多
●被誉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从1972年到现在，曾8次当选联合国副秘书长，被人们称为“地球工作者”。参与制订了著名的《地球宪章》
●1970年~1972年，出任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秘书长，将全球环境问题第一次正式提到国际议事日程上来
●斯特朗委托哥伦比亚经济学教授芭芭拉·沃德和洛克菲勒大学微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牵头组织一个独立的专家小组，为大会正式决策提供背景资料。58位世界一流科学家提交报告《只有一个地球》。这份报告与《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并称为“环保史上的经典之作”
●1992年,担任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地球峰会的秘书长，同时兼任联合国的副秘书长
●目前，他是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I－UCN)、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世界资源研究院(WRI)的董事会成员
声音
我用毕生的经历改变人们的环境意识，但是现在我致力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相关报道
对话莫里斯
《第一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日报》：你一直在推动中国建立气候交易所，但是目前中国很多条件可能并不具备，所以是不是应该等中国条件成熟以后再谈气候交易比较合适？
莫里斯：有什么理由可以等待吗？
事实上，很多的工商界人士已经做好了准备，例如中国就成立了中国企业联合会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会，有很多企业参与，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对此发生兴趣。我有一个很好的中国朋友，用自己发明的技术生产无污染的焦炭，他是运用环保方式生产焦炭的最大焦炭生产商之一。
就像中国的政府，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就是利用市场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可持续发展也要利用市场体系。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人们都担心，发达国家大量地把重污染企业放到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污染不断加重？
莫里斯：我现在努力推广气候交易，是因为它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取经济利益，同时降低污染。当然也可能走向极端，如果跨国公司仅仅是把他们的污染企业放到发展中国家。因此必须平衡地来做这件事情。
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尚未过于工业化的优势，发展一些污染少的工业。
《第一财经日报》：从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环境大会至今过去了30多年,你觉得你推动的环保工作,是更容易，还是更困难了？
莫里斯：我是一个巨大的失败者。环境有了一定改善，但还是在继续恶化下去。
很多问题必须在下一个30年得以解决。我们现在所做的，将决定人类的未来，中国在其中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断来中国的原因。
中国的能源消耗虽然在不断减少，但是现在每单位的能耗还是日本的10倍，是美国的3倍，这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在这一方面，中国和其他国家有差距，中国必须消除这个差距。
30多年前中国几乎很少人关心环境，除了少数一些人和一些核心的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胥会云） (责任编辑：任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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