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商业贿赂风暴势头日益强劲，去年8月至今横扫416名涉嫌权钱交易的中高级国家公务员。

　　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是我国首次召开集中宣布打击商业贿赂行动成果的新闻发布会。去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6972件，涉案金额19.63亿元，其中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1603件，涉及厅局级干部49人，县处级干部367人。

　　此番曝光的典型商业贿赂案件罪犯大都借职务之便大肆收受巨额商业贿赂，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达到了1073万元，好似一幅“官场现形记”呈现在公众眼前。

　　典型案件

　　·河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张全于2001年至2004年10月，在高速公路工程建设以及高速公路信息管理中心和联网收费项目招标投标中，收受企业的现金、购物卡、股金等折合180万元。

　　·浙江省环保局原助理调研员尹逸民于1996年至2004年，在其负责固体废物管理以及审核、管理《进口废物批准证书》过程中，以申报或转让废物指标的形式为企业提供帮助，收受贿赂88万元。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区直机关物业管理中心原副主任汪国栋于2001年至2003年期间，在政府采购中用透露评委名单、邀请公司推荐专家做评委等方式帮企业中标，收受贿赂89万元。

　　·海南省海口市动物防疫检疫站原站长林忠书、原副站长廖光运等5人在“禽流感”期间，为个体商户贩运动物及动物产品入岛提供方便，单独或共同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56万余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地质勘查处原处长李春明于1998年至2005年，在矿产评估委托、矿产资源补偿、办理采矿证等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物折合191万余元，并有262万余元人民币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专家解析：监督机制薄弱为贿赂营造宽松环境

　　“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占总数的23%，这个数字是相当可怕的。这个比例也是比较大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韩嘉毅律师认为，商业贿赂案件中所产生的问题大都存在于司法过程中，而不是立法的本身，关键是司法实践的执行过程不完善。

　　他指出，我国针对商业贿赂案件在数量上每年的查处都在增加，这也能反映出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是逐年加大的，这次查处的案件作为专项反商业贿赂中涉及到的人数应该是最多的一次。“但是，大部分的商业贿赂现象都是存在于企业经营活动过程当中，而不该出现在国家机关中。”

　　他介绍说，有些发达国家针对公务员的监督力度是非常公开的，群众或媒体对某个人的行为的关注程度都会引起国家的重视，公务员涉及到违法、违纪乃至犯罪率是比较低的。相比之下，我国监督机制不是很健全、国家监督力度还不够大，全民法律监督意识还很薄弱，社会公众以及舆论的监督不够强，导致部分国家公务人员违法犯罪。“应该通过政策的引导，明确商业贿赂的定义，加大打击力度。”

　　审批制改革进程慢为贪官提供权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专家向记者坦言：“县处级干部的涉案人数远远高于厅局级干部，是因为一些国家机关的处级干部直接管项目审批。”这位专家表示，公务员商业贿赂案件的发生跟我国的体制有关，“我国是市场经济，不是审批经济，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引导经济的发展，不应该直接参与大量项目的审批。”政府参与大量项目的审批，很容易滋生以权谋私，产生商业贿赂案件。

　　他还表示，项目的运作应是市场经济自发调节，该由一些行业协会做中介进行协调或行业内部自行协调。“但是现在我国的一些行业协会缺乏市场发育的先决条件。”比如说，钢铁过剩了，就应该由钢铁协会来组织协调，但是我国钢铁机构都是国营的，没有民营钢铁企业，钢铁协会很难发展健全，没有办法协调。杜绝商业贿赂，这是个系统工程，会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逐步解决，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减少、杜绝国家公务员商业贿赂的根本办法。”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指出，政府要依法执政、科学执政，不要直接干预经济，自己既当裁判员，又踢足球，商业贿赂是很难避免的，政府可以通过调节税收来引导经济。

　　新兴行业隐现商业贿赂风险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韩嘉毅律师解释称：“随着市场经济深入，交易也越来越频繁，涉及到的利益越来越突出，这从客观上造成了案件率的上升。”

　　他认为，通报的这些案件都是具有典型性的案件，行业类别尤为突出，如果继续纵容的话，面临问题会更加突出。另外，房地产、IT等新兴领域若现在不严加监督管理，随着其发展也会显现很多问题，市场运作中诸如商业贿赂等黑洞会更大，商业活动会更加不正常，对国家经济活动、市场经济建设起到的反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也指出：“此次涉及国家公务员的1603件商业贿赂案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认为，中国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政府要抓规则，按法律程序办事，这样才能维护社会公正，而经济增长是社会公正的副产品。政府按照市场规则办事，经济才会快速、健康的增长。 (商报记者 刘亚力 实习记者 李建兴/文 王晓莹/图)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