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其他国家金融危机的教训，反观中国，情景竟如此相似

　　来源：《新青年·权衡》杂志 作者：岑科

　　2001年底，阿根廷受经济衰退及财政形势恶化的影响，金融市场出现恐慌，发生资本外逃和银行挤兑事件。政府随即发布了限制居民提款和限制资金外流的政策。但却进一步加剧了恐慌，引爆了蓄势已久的社会矛盾，导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骚乱、游行示威和流血事件。阿根廷十数天内更换了三位总统，整个社会陷入经济恶化、政治混乱和动荡不安。

　　往前追溯，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金融震荡，影响波及到遥远的巴西；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亚洲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1994年至1995年，金融危机的狂飙席卷了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战争、洪水、疾病等传统灾害正受到更多的控制，而金融危机却仍然威胁着我们的生活。

　　现代传媒把金融危机的灾难活生生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在墨西哥，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在印尼，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的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在阿根廷，饥饿的市民被迫以抛尸街头的死马为食⋯⋯

　　所有这些，似乎离中国人很远，又似乎很近。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出乎经济学家的意料。与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类似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在1997年危机发生前，一直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享有“亚洲奇迹”的赞誉。反观中国，虽然近年来经济增长也被称为一枝独秀，但多年来沉淀的银行不良贷款已是广为人知。此时此刻，回顾其他国家遭遇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检视自身遭遇危机的可能与风险，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在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金融危机被定义为“迫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纵观所有的金融危机，几乎都包括两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存款人和投资人信心丧失，同时要求从银行提款，造成银行偿付能力和资金流动的困难；二是由于银行资金紧缩，对其他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连锁反应，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与下滑。

　　“挤兑”是金融危机的核心环节和主要特征。在现代经济中，银行通行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即银行吸收存款后，大部分贷出，只留小部分供储户提取。这一机制为企业大规模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为金融恐慌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从理论上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款人同时提款，银行就一定会倒闭。

　　但挤兑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一般情况下，储户不可能同时向银行提款，这也是部分准备金制得以实行的原因。在特殊情况下，储户担心自己的存款安全得不到保障，在某些重大事件或消息的刺激下，产生恐慌，竞相到银行提款，就会造成金融危机。所以，我们要考察，在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中，是哪些因素潜在地增加了储户挤提存款的可能，哪些因素降低了银行抵御挤兑的能力。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几次主要金融危机的回顾，可以发现，几乎每一次危机的爆发都有其各自的特征和原因，在其错综复杂的因素中也包含着诸多共同之处。但显然，我们更关心的是，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哪些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资本市场不发达，风险向银行集中

　　上世纪8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吸引外资，90年代达到高潮。但在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中，占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美国，银行只向私人部门提供其所需外部资金的25%，其余则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而在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场中，这一比例通常是颠倒过来的。资本市场在这些国家的缺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来看，银行具有内在风险性。前面说过，在现代经济中，银行通行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即银行吸收存款后，大部分贷出，只留小部分供储户提取。这一机制为金融恐慌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从理论上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款人同时提款，银行就一定会倒闭。1931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中，几乎一半的美国银行破产—其中大部分是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的股票市场，在设立之初就存在功能偏差和制度性缺陷，由此导致上市公司质量低下和股市规模发展缓慢。例如2003年，我国银行系统新增贷款规模约为3万亿元，占融资总量的85％，而同期股票、国债、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新增规模为5340亿元，占融资总量的15％，其中通过股票和企业债形式的融资不到5%。可见，我国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严重失衡，风险大部分集中在银行。这一点与发生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非常相似，甚至更为突出。

　　银行体制扭曲，产生大量坏帐

　　银行状况在金融危机形成和对实质经济的影响上首当其冲。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往往导致银行盲目贷款，以及银行与公司的过度噬合，以至银行和公司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降低。这在韩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表现得最为典型。

　　上世纪90年代，韩国金泳三政府大力推行产业政策，政府主导金融机构，与财阀、银行紧密结合，利用各种手段扶植大企业集团，导致企业和银行的双重扭曲。

　　韩国政府规定：私人和私人机构不得单独拥有一家银行4％以上的股份；所有银行的行长、经理都必须由政府任命；银行的财权和人事权都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官员和财阀在幕后决定贷款的去向。政府不仅控制信贷的流向和利率，也控制贷款的期限和种类。银行成为政府下属的一个财务部门，基本上没有独立审查贷款风险的能力和权限。

　　这种指令性贷款为坏帐大量产生创造了条件。由于韩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大企业和银行实现优惠的保护措施，金融监理机构没有发挥作用，审查不严格，导致企业过度借债。例如1996年，韩国上市公司负债金额比1995年增加20.3％，总体资产负债率达到84.1％。与此同时，大部分韩国企业资本效率低下。在发生危机的前十五年，只有四年企业能够负担税前债务成本，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电子和钢铁两个行业在创造价值。由此，银行产生大量呆坏帐，11家主要银行的坏帐率占放款额度的14.3％，其中以大企业的坏帐居多。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如果企业不能及时归还贷款，出现财政危机，银行会很快获知信息，并及时处理。但在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掩盖起来。由于大企业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基础，一旦破产势必引起社会震荡。再加上企业、银行和政府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韩国政府对银行坏帐的真相拼命掩盖，能拖就拖。

　　韩国的大企业为了扭转困境，进一步投资于那些收益高但风险也大的项目。银行明明知道这些项目风险很大，但如果不支持这些项目，企业就永远不可能归还贷款。于是银行只好被企业牵着鼻子走，银行系统的坏帐窟窿也越来越大。这种产业政策指导下的企业与银行的双重扭曲，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中国金融系统中银行坏帐的产生与韩国如出一辙。坏帐产生后，政府对坏帐的处理也让人不甚了了。在1999年中国金融部门独创“剥离”坏帐的处理方式之后，国有银行的坏帐率已经大大降低。但是，剥离出去的坏帐能收回多少？不能收回的坏帐怎么办？今后产生的坏帐是否还要通过剥离的方式消除？都是大大的疑问。

　　政府开支过大，内外债务缠身

　　在过去发生的数次金融危机中，巨额的外债负担是一个共同特征。各国危机爆发之前，都有一个持续的、数额巨大的外债形成过程。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以美元计算的1年期以内的国外银行债务，占泰国GDP的45%、印度尼西亚GDP的35%以及韩国GDP的25%。

　　拉美国家更是以债务问题闻名于世。以阿根廷为例，自1983年结束军人专制、恢复民主政治后，曾多次推动私有化和经济改革，但政府开支过大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阿根廷的问题在，政治选举中，各政党为赢得选票纷纷许诺，诸如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工作机会，等等。但提高社会福利需要钱，增加工作机会就意味着政府增加雇员—1991至1999年，仅首都布伊诺斯艾利丝，政府工作人员从28万增加到40万—结果政府开支及财政赤字直线上升。1999年，阿根廷政府开支达到GDP的28.2％，2001年估计达到GDP的1/3。

　　1991年之前，阿根廷政府对付财政赤字的办法是对内“曲线借债”，即通过印钞票填补财政空缺，结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通膨率最高时达到每年5000％。1991年，阿根廷进行货币改革，将本币与美元挂钩，防止政府滥印钞票。在这以后，为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只能向国外借债。但由于担心阿根廷的偿还能力，国外金融机构在借出大量贷款后，不愿继续贷款。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山穷水尽，宣布停止偿还本息，金融危机随即爆发。

　　对于中国来说，外债负担和财政赤字尚未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政府开支扩大、公务员工资不断上涨的趋势正在加剧。特别是中央财政状况一片大好，掩盖了地方政府债务和隐性政府债务（如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问题，应该引起警惕。一旦政府债务问题集中爆发，除了开动印钞机，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赖帐”，别无它法。

　　对外开放不慎，改革次序颠倒

　　在总结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教训时，几乎所有人都把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本帐户开放列为重要原因。直观地看，确实如此。例如，1996年，后来发生金融危机的5个亚洲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一进一出相差约780亿美元，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可想而知。

　　但进一步看，笼统地把金融危机归咎于资本自由流动是没有意义的。正如银行必须保障储户的提款自由，但所有人同时提款就会导致银行倒闭一样；当发生银行挤兑时，我们应该去寻找发生挤兑的原因，而不是把银行倒闭作为质疑提款自由的依据。

　　通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向金融市场化迈进的过程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监管；二是资本帐户对外资开放；三是货币价格（汇率）的自由浮动。这三方面的改革如果次序不当，就会增加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

　　泰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泰国的金融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1991年，泰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基本实现资本帐户开放。但在那时，泰国金融市场的“裙带资本主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政治关系在创立金融企业和安排银行贷款时影响至深。这使得金融资源的使用往往脱离合理的审查与监督。

　　另一方面，在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泰国并没有放开汇率管制。它实行一种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固定汇率制，即央行通过买卖外汇，调节外汇供求，保持汇率不变。这种制度为经济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当时，大量外资流入泰国，为了维持汇率不变，泰国政府增加泰铢的供应，用泰铢买入日元或美元等外汇。其结果，增加的泰铢通过银行体系，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1993年至1996年，泰国的外汇储备从250亿美元增加到400亿美元；住房贷款总额从4700亿泰铢增加到7900亿泰铢；房地产价格上涨了近400％，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泰国经济当局曾经试图阻止泡沫膨胀。他们在买入外汇的时候，增加泰铢供应，然后通过出售债券买回等量的泰铢，即所谓的“对冲”政策。但这种政策拉高了当地的利率，对海外资金产生了更大吸引力。结果，更多的外资涌入，经济泡沫继续膨胀，直到最后迸裂，引发金融危机。

　　现在来看泰国的教训，它应该在金融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与监管；至少应该在资本帐户对外开放的同时，放弃固定汇率。但这一教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直到今天，中国的金融改革仍然在走首先对外开放市场，同时放松资本帐户流动，但坚守汇率不变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前景已经写在泰国金融危机的故事中。

　　审视中国经济，房地产泡沫和政策调控困境已经隐约可见。能否避免金融危机的到来，正是对中国经济学者和经济管理者的严峻考验。

　　作者系《新青年·权衡》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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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