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超出预期，宏观经济运行也出现了外贸顺差过大、货币供给过多、固定资产投资反弹等新问题。正确分析这些问题，对于落实宏观调控政策，保持经济较快、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进一步分析，当前宏观经济运行还存在三个深层次的问题。

　　一是出口——投资循环中断的风险加大。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过大，不仅表现在外贸顺差上，也表现为贸易行业的投资增长上，而且二者相互循环：出口增长带动贸易行业投资增长，而贸易行业投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出口增长。如果世界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国内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于要素成本的上升速度，这种循环就没有问题。但世界经济也是周期性的，一旦世界经济走向低谷，我国出口就将减少，并带动投资减少，出口－投资循环就会中断，最终导致国内经济增长下滑。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世界经济在这两年是上升周期的顶点，随着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和各国紧缩政策的出台，世界经济增长可能在明年以后向下调整，我国出口——投资循环中断的风险在加大。所以，我国应该利用当前经济发展比较快速的有利时机，加大内需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

　　二是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根据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净出口＝储蓄投资缺口＋政府收支缺口。我国贸易顺差大幅增长，恰在于我国国内储蓄和政府税收增长较快，储蓄率过高，宏观税负过高。储蓄率过高，是因为消费率过低。其根源又在于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企业盈余、政府税收比重过高，居民收入比重过低且分布严重不均。而且，政府对公共产品支出较少，使居民必须用个人消费弥补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消费倾向下降。

　　因此，解决国内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扩大国内需求，提高消费率。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大幅增加政府对社会事业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的投入，既可在短期内减少政府收支缺口，降低净出口，又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能力，增加经济长期增长的均衡性。

　　三是经济发展战略扭曲。长期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扭曲为以GDP增长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扭曲为效率唯一，造成了财税体制、官员激励机制扭曲，使一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成为“经济人”，成为市场主体的一部分。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这些政府部门一方面打着“发展经济”、“政府调节”的旗号，极力控制公共资源，成为资源和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对中央政策刻意曲解、阳奉阴违，成为宏观调控的最大阻力。因此，从短期看，为了保障宏观调控措施的到位，必须对这些政府部门的某些行为和官员予以严厉制裁。但从中长期看，不仅要改革现行的财税体制、官员激励机制，更要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深刻反思。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