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社会投资一样可以赚钱,它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投资,不同于企业社会责任、不同于政府投资,也不同于慈善捐助。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投资方式——企业社会投资。企业社会投资不一定是企业家去做,它的重点是用企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意义重大的投资方式。

　　实际上,企业社会投资,过去已经有一些人在做。但是真正把这个概念提出来,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事。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都发展得非常快。很多国际知名大学,例如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都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成果。按照斯坦福大学社会投资研究中心的说法,进行社会投资的人叫“社会企业家”,这笔钱叫做“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贫民眼科医院与乡村银行

　　大家知道,印度是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还有好几亿贫困农民,还有很多因为患白内障而失明的人。

　　印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眼科医生,58岁的时候面临退休。他觉得行医几十年,赚了很多钱,应该回馈社会,于是决定开一家专门给穷人治病的眼科医院。他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借了一笔钱,开了这家医院——刚开始仅七7张病床。

　　他的经营方式是:如果是最穷的人来治眼病,完全免费;比较穷的,收1/3的钱;要是比较富的或者有正常收入的,就收正常的医疗费用。因为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医生,有钱人也愿意找他看病。他就用对富人的收费来补贴穷人。另一方面,他专门治白内障,医院像生产线一样,技术和设备利用的效率都很高,能够降低成本。所以他的医院迅速扩大,几年以后,每年能够救治7万人。

　　后来,他找到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专门给他设计,怎样对不同的人收不同的费用,由富人买单贴补穷人。由于收费制度设计非常好,所以医院越做越好,到了90年代以后,他的医院每年能救治20万人。

　　在这个过程中,他碰到一个问题:有些病人需要更换角膜,而人工角膜非常贵——当时是300美元左右。于是他找到美国的人工角膜制造商给他捐助。但到了90年代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联合起来,要求人工角膜制造商降价,把价格降压到100美元左右。厂商的利润大减,就不愿继续给印度的贫民眼科医院捐助了。

　　这个印度医生就想,我能不能自己去做呢?因为人工角膜的生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他坚信这个东西成本不高。他把人工角膜厂商的退休专家请过来,按照大规模生产思路的研制。最后做出来了,成本只有10美元。人家卖100美元,他只卖30美元,对特别穷的人免费。最后,他生产的人工角膜占据世界1/10的市场,成本低到5美元。他的贫民眼科医院也推广到了更多的地方。

　　通过这个典型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社会投资的基本特征:第一,它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企业目标。如果印度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不会给角膜产品定价30美元。第二,他又要有一定的利润。有很多慈善事业不可持续,是因为需要有人白给钱来做。但这家医院完全按照商业模式运作,保证质量和效益,因此实现了自我循环,自我发展。也就是说,社会投资是用企业的架构、市场的方式大规模、高效率地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使得社会效益最大化。

　　中国人的爱心如何体现?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对企业社会投资做进一步的总结。

　　所谓企业社会投资,就是用企业运作的方式,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来投资、来运营大规模的社会化资本,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利润,一般要达到社会平均利润,起码比存银行的利息高。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才能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般说来,企业家们可以拿出它收入的1%到2%,另起炉灶,自己来做社会投资,也可能委托另外一批人去做——这批人未必想赚钱,但他就是职业经理人,愿意从事社会投资事业。这种企业社会投资跟一般企业投资最大的区别在于:普通企业投资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企业社会投资以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利润只是手段。

　　据报道,中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2002年,中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而2003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828.7美元,中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比为1:38,人均慈善捐款相比为1:7300。这些数据让人震撼。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爱心吗?我想不是。

　　首先,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我们的企业家也刚刚富起来,跟美国不能比。另一方面,由于慈善机构的诚信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配套等问题,很多企业家可能觉得慈善捐款解决不了问题,不能达到自己认同的目标。

　　企业社会投资在中国的前景

　　如果中国的企业家愿意做企业社会投资,应该投什么?我举一个案例:小额贷款。

　　不久前,发生了新中国金融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在山西平遥成立了两个小额贷款公司,这是中国民间资本真正进入金融行业(民生银行是半官方的)。这家小额贷款公司所有的钱都是自己投资,“只贷不存”:能够收取超过基本利率4倍的利率,但不准吸收存款。两三年以后,如果做得好,它们会有两种出路:一种是允许它们做存款,慢慢变成银行;或者通过其它贷款,比如国家开发行的贷款,给它们增加资金。经过多年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民间金融终于浮出水面。

　　现在我们提出新农村建设,谈怎样修路,怎么财政支持,这是远远不够的。农业税取消后,减少的负担一年不超过500亿元。但从农村金融看,仅邮政储蓄一年就要从农村抽走好几千亿元资金。国有银行乃至农村信用社也在从农村抽出资金,因为现在农村信用社正在改革。原来农村信用社是以乡一级划分,现在都变成以县级划分,资金主要投资在县级以上,结果使农村更缺资金。

　　一方面是百亿级的财政资金往下投,一方面是千亿级、万亿级的资金通过银行系统从农村抽走,所以新农村建设是很成问题的。而金融补位又不能靠农村信用社一家。要补位可能得靠新型的、在全世界都证明能够成功的小额贷款。它起码能弥补一部分农村信用社的不足。小额贷款公司的建立,可能需要社会投资家先聚集资本来进行试验,然后慢慢做大。

　　不久前我去了山西定西,有一个村子400多户人,非常贫困。就是因为2002年有70万扶贫款下去贷给了农户,农户把原来种小麦的地换种了土豆,一年差不多可以多收七八百元人民币。所以,中国农村的投资机会实际上非常多,而且收益非常高。只是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金融环境。我们可以用这种社会投资的方式去寻找机会。一开始是社会投资,最后完全可以变成商业投资。比如蒙古的可汗银行,它本来是一个小额贷款银行,最近让日本一家银行收购了,完全商业化了。这说明社会投资最后也会得到非常大的收益。

　　(作者为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此文为作者在“企业社会投资”沙龙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