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史学者

　　人的行为到底是受利益的驱使还是受观念的指引？这个问题吸引了无数聪慧的头脑，也因之产生了很多了不起的、深邃的思想，它甚至成为人们判分敌我的标尺。但是对于史家来说，这个追问则并没有那么急迫，他们更愿意用经验主义的态度来化解这个难题的尖锐程度，而不去直面它的挑战。

　　企业家的天职是追逐利润，韦伯和熊彼特的经典论述使这个认识几乎成为定论，这也符合普通人的常识或者想象。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个论断多少有失简单。现代化理论的奠基者之一、“空军上将” 罗斯托就曾经非常强调民族主义对于工业起飞的重要作用，他说：“反应性民族主义……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是至关重要和强有力的动力机制，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利润动机。”值得重视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民族主义的凸显非但不符合他的理论设想，甚至还危害了他的经典的“起飞”论的整体论证。被丹尼尔·贝尔认为“超越了韦伯”的美国女教授格林菲尔德甚至认为即使在原发的现代化国家中，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精神”也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义。的确，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民族主义是和现代国家的产生相伴相随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至于它是不是经济增长的最本质动因或许还值得讨论，但全然忽视、在理论上不去处理则起码是智力上的懒惰。

　　民族主义何以会成为惟利是图的企业家的精神动力？为武士道做出庄严辩护的新渡户稻造先生，在引用了汤森关于日本变革的动力观点以后，说了下面这番话：“如果先生更进而深入观察日本人的心理的话，那末先生敏锐的观察力必然会很容易地确认这个源泉正是武士道。不能容忍被蔑视为劣等国家的这种名誉感———这就是最强大的动机。”舍比·麦克罗提供了关于18世纪法国人发明创造的动力的分析。创新在熊彼特的经典论述中是企业家最重要的品质之一，但麦克罗发现很多发明家并没有从他们的创造中得到什么好处，反而耗费了他们巨大的财产，他甚至认为很多人“最大的回报是政府的养老金”。那么是什么力量激起这些发明家喷薄的创造欲望呢？麦克罗说：“事实上，有些发明者对货币回报漠不关心，甚至放弃其发明的经济开发权利……对这些人来说，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不熄的烈焰。其炽热的辉煌足以毁灭对成就和名气的向往，这才是法国发明者的主流动机。” 格林菲尔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民族意识重新界定了法国资产阶级的日常行为，并且赋予他们更加高贵的目的。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引导下，法国商人得以信心十足地面对贪婪与自我主义的谴责于不顾，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感到自豪：因为他‘通过经商致富’来报效祖国。”

　　中国近代最早的新式商人是买办，但很快他们就被那些有进取精神的士绅取代。因此，中国的企业家比他们的欧洲前辈出身更为高贵，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用民族主义来证明自己的地位和忠诚。但是，在中国最早发出“商战”声音的却恰恰是商人，曾国藩、张之洞把这个主张上升成为大清的国家战略。

　　进入民国以后，企业家们经过“五四”运动、国货运动的洗礼，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这个口号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国内政治和军事纷争的不屑，另一方面则准确地表达了他们对民族间经济斗争残酷性的认知，也道尽了他们委身实业的抱负。纺织工业家穆藕初在上个世纪初写到：“其更显著的而且没有一分钟停止的，则是国家间的经济斗争，亦即所谓商战。各国为了从事于这种经济战争，便不得不积极整顿和巩固它国内的经济阵线或经济堡垒，尽量发展工厂工业，以期本国出品品质的提高，数量的增多和取价的低廉，这样它们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倾销，抵制其他国家对于同一市场的输入，一国如此，他国亦然，就形成了近代工业国家间国与国的激烈竞争。”

　　大约在相同的时候，韦伯也写下了类似的宣言：“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这种斗争在‘和平’的外表下进行就有所不同。……换言之，在经济的生死斗争中，同样永无和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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