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情况良好，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但是出现了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的情形：1-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8%，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3%；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8.4%，前6个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2.15万亿元，占全年贷款增长目标的86%；外贸顺差持续增长，1-6月累计达614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218亿美元，5、6月份就分别实现顺差130亿和145美元。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三个问题高度相关，其中投资增长过快是这三个问题的核心问题，本文将说明这些问题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探讨产生的原因以及有效的调控措施，并对适合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突显情况下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一些思考。

　　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的影响 上述投资、信贷、外贸顺差三个问题高度相关，以下将首先从投资增长过快为切入点来分析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

　　首先，当前投资增长过快的后果不在于通胀的压力而是产能过剩的恶化。投资在没有建成前是需求，投资增长过快，在一般情况下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多数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情形仍然凸显，即使投资增长过快，导致跟投资相关的某些产品的价格上涨较快，但是那些产能过剩行业的产品的价格还会继续下降。因此，和2003、2004、2005年的情形一样，国民经济中一边热，一边冷，两相抵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仍然会在低位徘徊，通胀的数字不会太高。所以，当前投资增长过快带来的主要问题不在于通胀压力，而是，等投资建成后变成产能，会使现在已经凸现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

　　其次，对外经济不平衡反映的是国内产能过剩。我国今年消费增长非常迅速，1-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44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3%，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2.4%。但是，在多数产业产能过剩的状况下，国内的需求仍然相对不足，于是反映为对外的不平衡。今年前6个月外贸顺差持续增加，5、6月份的经常账户出现了130亿和145亿美元的巨额盈余，一再创历史新高，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

　　第三，外贸顺差扩大导致国内外经济更加不平衡。今年3月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8751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在这种状况下，外贸盈余继续增加，其结果将是：(1)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并引发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有些外资的进入，例如外商在房地产上的投资具有投机性，使资本账户有更大的盈余，这又会增加外汇储备，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形成恶性循环；(2)我国在国际上的贸易摩擦，以及遭遇反倾销的情形会越来越多，恶化对外经济环境；(3)外汇占款大量投放，银行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增加，对投资增长过快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第四，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将面临很多两难选择：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常规方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是，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可是，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就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另外，产能过剩，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外贸出口和贸易顺差会增加，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上升。但是，升值固然可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使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升值压力，可是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将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趋严重。

　　第五，房地产业表现异常。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不仅表现在制造业方面，房地产业也有同样的情形。针对这几年房地产业投资增长过快的情形，去年3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八条”，2005年房地产业投资增长20.5%，比2004年的增长率下降5.3个百分点，今年1-5月则有所回升，比去年同期又增长了21.8%。虽然近年来房地产业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房地产的供给增加较快，但是却表现出一些异常的现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国房景气指数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1.22亿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长17.8%，空置商品住宅6728万平方米，增长15.9%。按理，供给增加如此之多，空置面积不断增大，房地产的价格应该会下跌，但是，1-5月，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9%，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则上涨11.3%。商品住宅的价格不仅已经很高，而且，还在不断上涨，新建楼盘又以高档大户型居多，使得现在城市一般居民对商品住宅的需求跟现在的供给之间存在结构和支付能力上的双重矛盾。

　　当前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的原因分析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上述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既有我国当前发展阶段正常的原因，也有改革不到位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的根源。

　　当前投资、信贷增长较快的正常、合理因素有三点。其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早期，即使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的空间都还非常大，因此，高投资回报率的机会很多。而且，从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等东亚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均收入增长很快，居民和企业的储蓄倾向都会很高。在既有投资机会又有充足资金的状况下，投资增长自然比较快。这是我国缩小和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收入水平差距的一个重要机制。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基础大为加强，尤其分布在我国沿海珠三角、长三角的制造业已经形成了许多很有竞争力的产业群聚，使得大批以出口为导向的外资将产业转移到我国来，作为出口基地；同时，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吸引了大量以进入到我国国内市场为目的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些外资的进入不仅使我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提高，而且，也提升了我国的外贸出口竞争力和进口替代的速度，加大了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的积累。

　　其三，在经济快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对房地产的需求增加，因此，较快的房地产业的投资增长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上述因素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都是属于有利的一面，在解决当前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时，不应该妨碍这些正常、合理因素的作用。

　　在当前产能过剩已经凸现的情况下，投资、信贷、外贸顺差增长过快，投资领域过度集中，也反映了现存体制和政策中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银行业过于集中。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而银行业务则集中于四大国有商业大银行。其结果是：(1)中小企业，包括服务业，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总体来讲资金回报率最高，又最能够增加就业机会。一般情况下，中小企业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就业机会较多，收入分配较平均，居民的消费倾向较高。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中小企业发展相对不足，减少了就业机会，扩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均，使居民的储蓄倾向提高，在其他投资机会有限的情况下，更多的储蓄资金进入大银行。(2)大银行先天就比较倾向于大项目，而且在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所带来的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市场竞争压力下，银行更加重视追求利润，目前利差又很大，所以大银行给大项目和大企业提供贷款融资的积极性就更高了。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好的大项目通常轮番出现，并且比较集中，投资就往往轮番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例如，汽车、房地产、建材、能源等。

　　第二，地方政府的行为。GDP增长率对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性和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使得地方政府无论从政绩的考虑还是从财政收入的考虑，都有激励去鼓励投资。为此，地方政府竞相以各种办法来刺激投资，除“两免三减”等税收优惠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压低土地的价格，有些地方为吸引外商投资，土地是免费的，甚至负责把厂房盖好。对每个地方政府来说，这些投资都直接、间接是有利的，但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有很多就会是重复投资、过度投资。

　　第三，外资、外贸政策。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既缺资金，又缺外汇，是一个典型的“双缺口”发展中经济。1978-1990年的12年间，有9年进口大于出口，贸易出现逆差。为了弥补外汇缺口，在1985年我国政府采取了出口退税政策以鼓励出口。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了增强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又再次强化了这个政策。现在外汇缺口已经不存在了，1991-2005年的15年间，只有1993年出现进口大于出口，其他14年都有外贸盈余，但是，仍然沿用外汇缺口时代鼓励出口的退税政策。同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填补资金缺口，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采取了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给外资企业很多政策优惠，包括税收“两免三减”，所得税只有国内同类企业的一半等，这些政策发挥了许多积极的作用，使我国成为除了美国之外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结果，从1994年开始，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年年都出现巨额双顺差，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达到10000亿美元。

　　这种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失衡加大了人民币投机的压力，由于我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为了投机人民币升值，经营外贸的企业可以以低报进口产品价格、高报出口产品价格的方式，合法将由此获得的外贸盈余兑换成人民币，这可能是去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达到1020亿美元，以及今年1-6月实现顺差614亿美元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房地产投机性需求。我国房地产业投资连续多年保持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供给增加很快，空置面积很多，而价格却依然持续上升，而且楼盘还以一般市民无力购买的大户型为主。投资增长过快跟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经营城市而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并且压低地价来吸引开发商等政策有关。照理在供给快速增加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不会不断上涨，出现这种异常现象和国内、国外的投机性需求有关：(1)我国有钱的人，在县城里赚了钱，就要到市里买房；在市里赚了钱，就要到省会买房；在省里赚了钱，就要到北京、上海买房。这样的购房习惯既反映了我国经济、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的水平和政治权利的高低成正比之外，这些外来户也有相当大的比例把购房作为投资，买来的房子空着没人住，属于投机性需求的成分。(2)我国是全世界对外国人进入本国房地产市场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1998年前实行内销房和外销房分开，1998年之后由于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这个界限就被取消了，外国人的购房投资成为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情况下的一个漏洞。有些外资为了投机人民币升值，他们将外汇换成人民币合法投资房地产。一方面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另一方面，抬高房地产的价格。等待人民币升值以后，这些投机资本再从房地产套现，设法换成外汇，来双双获利。这种国内和国际投机需求以有利于投机的大户型为对象，房地产的价格不断被哄抬高，开发商也就不愿意建造一般市民有能力购买而利润微薄的小户型住宅。

　　长短结合解决体制问题

　　当前我国的生产、金融、外贸都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解决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但是，长期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也有必要同时采取一些短期的措施，长短结合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

　　(一)控制投资和信贷增长过快

　　在一般市场经济中，政府主要依靠利率政策来调节投资和信贷行为，而利率政策起作用的前提是银行体系具备良好、规范的信贷行为，并且，经济体系中供需大致平衡。目前，我国银行信贷行为的微观基础有待加强，多数产业也存在产能过剩。因此，为抑制当前过快的投资和信贷增长，央行采取的定向票据和提高准备金率以减少银行过度充足的流动性，同时，运用窗口指导，加强银行在贷款时对贷款企业的行业准入和贷款条件的审查和要求，这些是在当前条件下的必要短期调控手段，视情况还可以再加强这些措施。

　　(二)降低银行贷款过度集中于大企业和少数行业

　　短期内应该要求商业银行遵照有关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支持力度。从长期来讲，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降低我国的银行集中度。地区性中小银行可以比较好地支持地区性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投资多样化、增加就业、改进收入分配、降低储蓄倾向、扩大内需。今年3月人代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和近几年的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号文件》都已经明确提出要发展地区性中小金融机构，包括地区中小银行。当前的要务是从试点入手尽快将这个政策落到实处。

　　(三)减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从短期来看，最好的办法是：(1)管住地根，控制土地开发的总量；(2)加强“招拍挂”的政策，增加土地供给的透明度，并使地价向市场价格回归。从长期来看，必要的政策措施包括：(1)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降低地方政府为税收而过度刺激投资的积极性；(2)禁止地方政府用税收减免等方式创造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用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的政策吸引投资；(3)改变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消除GDP崇拜，按照科学发展观重新拟定地方政府官员的评价体系。

　　(四)改革在“双缺口”条件下形成的外资、外贸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采取的吸引外资、鼓励出口的政策曾经发挥了很好的历史作用，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应该进行必要改革的时机：(1)实行“两税合一”，取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和税收政策，按WTO的原则实行国民待遇；(2)降低、甚至取消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虽然为WTO框架内所允许的政策，发达国家也普遍采用，但是，目前我国外贸顺差过大，人民币币值也没有高估的情形，可以根据不同行业的情形，先降低、甚至取消，将来有必要时再考虑恢复。

　　(五)抑制房地产投机需求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商业活动量增加，不管商品住宅或是商业营业用房的需求都会大幅增加，所以，从房地产“使用需求”的角度来看，应该支持房地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但是，对于房地产的“投机需求”如果不给以抑制，不仅多数居民和企业正常的“使用需求”因为价格过高无法支付，得不到满足，而且，还可能出现房地产的泡沫和金融危机。为了抑制投机需求，除了“国八条”、“国六条”和建设部等9部门的“十五条”提出的增加小户型住房的供给、提高按揭首付的比例、五年内转售必须缴纳营业税外，还可以考虑：(1)征收物业税，房地产的业主按面积每年付税；(2)征收房地产转手交易时的资本获益税。征收资本获益税有利于抑制房地产的投机，而且，房地产的涨价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并非业主自己的功劳，因此，在转手交易时把房地产涨价收益的一大部分回馈给社会，用来支持地方公共事业，是一石数鸟的政策。

　　产能过剩条件下的宏观理论思考

　　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包括理性预期理论，当投资增长过快和外贸顺差过大，有效的治理措施应该是提高利率、汇率，让市场价格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来取得投资和外贸的均衡，这是国外许多宏观经济学者的主张，国内也有不少学者支持这种看法。这种新古典理论政策主张的前提是经济基本均衡，在相对均衡的条件下，如果投资增长过快，会导致经济过热，提高贷款利率会增加投资成本，投资就会减少，同时，提高储蓄利率会使消费减少，当投资和消费减少，经济就会降温，均衡就可以重新恢复。同样的道理，如果贸易顺差很大，外汇放款过多，银行可贷资金增加，利率下降，投资和消费上升，导致经济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提高汇率，出口就会减少，进口就会增加，顺差就会下降，经济就会恢复均衡。这种利率和汇率政策的作用是靠价格在边际上调整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行为来达到的。

　　可是，如果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调，上述依靠价格来进行边际调整的主张，就不能产生使经济恢复均衡的预期效果。以我国为例，如前所述，由于产能过剩的存在，试图以提高利率和汇率来抑制投资和减少外贸顺差的意图都会使产能更为过剩而出现两难的选择。在发达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当产能全面过剩时，由于缺乏好的投资机会，降低贷款利率不见得能刺激投资；同时由于产能过剩，企业破产或开工不足，导致就业预期变坏，降低储蓄利率也不见得会刺激消费。其实，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在1930年代出现经济大萧条，供给全面大于需求的严重结构失衡的条件下产生的。

　　从凯恩斯主义我们学习到，当国民经济中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调时要使国民经济恢复均衡，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就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即使凯恩斯主义也不完全适用于我国当前的情况，因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的前提是投资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造成结构失衡，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投资增长过快，造成产能严重过剩，可是，不管投资或消费需求都不疲软。所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政策建议是以政府的财政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均衡的恢复。我国要解决的问题是控制投资过热，避免产能过剩的恶化，并启动内需使国民经济恢复均衡。

　　经济理论来自于经济现象，我国当前这种产能过剩和投资冲动并存的宏观现象过去不曾出现过，因此，也没有完全适用于我国情况的现成理论可以作为宏观政策的参考。但是，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现在没有合适的理论，正说明这是进行理论创新的大好机会。结合我国当前发展阶段、转型时期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行为特征来研究宏观政策问题，不仅能对我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做贡献，而且，也能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做贡献。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