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为：治理危机还是统计危机

　　上周末去了苏南的几个地方，也见了几位地方官员。在这个时候与地方官员见面，我们的话题总离不开宏观经济。几天前，中央政府为了稳定宏观经济而首次召开了最高规格的“电话会议”，要求所有省市的一、二把手必须到场参加这个会议。顿时，一直在学界和媒体上讨论热烈的投资膨胀问题的严重性和严肃性被提升了。外界很容易就知道，电话会议无疑针对着地方政府和它们持续高涨的投资规模，这样性质的电话会议也毫无疑问会给地方官员带来明显的政治压力。该怎么理解这次电话会议？它会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最直接的治理危机的信号吗？

　　也许问题还不至于如此严重。但我在苏南的两天却让我不得不关注了另外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我们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数据？从苏南的那几位地方官员的口中我能感觉到，地方政府存在着的一个基本的疑虑或尴尬：中央政府掌握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是否足以对宏观经济的过热与否做出可信的判断？其实，从上一次情况来看，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数据似乎并不完全获得地方政府的认同，但问题是，这个数据又都来自地方。假如连地方政府都不太认可这个投资规模的数据，那么真正的危机就不是治理危机，而该是统计置信的危机了。

　　关于中国的总量统计数据是否失真，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过去十多年来，人们关注的统计误差问题还主要集中在GDP及其增长率的这个数字上，对其它统计指标的关注和议论嫌少。去年底，国家统计局初步公开了2005年全国经济普查的结果，它提醒我们，中国的GDP数据可能近10年来被低估了。2004年的GDP数据被上调了17%。因为GDP的数据被低估了，那么衡量经济稳健程度的一些重要指标，特别是那些以GDP为分母的指标自然就被夸大了。这意味着投资率以及服务业的比重等指标就需要进行比较大的修正。如果按照调整的GDP数据来计算，中国2005年的投资率就约为40%多一点而不是50%的水平。

　　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及投资的增长率历来成为我们估计经济过热的最主要指标。它的统计口径和范围是否合理，数据是否真实，当然就格外重要。但是我们对这项统计数据的研究和讨论却出奇的少。三年前，发生在经济学家内部的那一次对经济过热的判断分歧就提醒了我们，投资规模等统计数据可能存在过大的偏误。否则，投资规模这般地增长下去，我们的经济岂不很快崩溃？哪有不发生严重通货膨胀之理？在这之后，我们没有特别认真对待投资规模本身的这个统计问题。这些年来在公开场合也少有经济学家对投资规模等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

　　那么，是否有理由怀疑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有被严重高估的可能呢？从一般的经验而言，固定资产投资相对于GDP的规模很少会在40%以上。在战后的新兴工业化经济里，只有新加坡的投资规模达到过这个40%的水平，但新加坡的经济学家前两年发表研究论文发现，新加坡曾经达到这么高的投资率主要是因为房屋建设时期的投资规模造成的，制造业领域的投资规模和其他工业化经济相比仍然是比较合理的。中国的投资率这些年来持续提高，在上世纪90年代末突破40%之后去年很快达到50%的水平。有经济学家说过，这个比重还会上升，甚至会超过70%。这样的判断依靠了什么理论，我不得而知。但我确信没有理论让我相信这个趋势会发生，也没有理论可以解释这个比重持续上升的可能性。相反，对任何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来说，如果可以相信投资需求的投资可以持续保持GDP增长率的3倍甚至更多，如果可以相信GDP的一半甚至更多可以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话，崩溃的如果不是这个经济，那一定是这个经济学家自己。

　　幸运的是，经济学家不会崩溃。需要的是冷静的分析与研究。瑞银华宝(UBS)亚洲研究部的经济学家安德森博士曾经发表文章称，投资额被高估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我想他是对的。与GDP的统计不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的政府对那些创造GDP的经济活动的掌控范围的确很有限，虽会有夸大的可能，但一定会遗漏，而对投融资金额数字的来源渠道和追踪则非常全面。各级地方政府手上掌控着对投融资的全面数据，在层层上报时不会遗漏，只会夸大。因为从政治上来说，投资规模总是度量GDP和政绩的重要标尺，投资额的数据被高估也就在所难免。

　　除了存在夸大高估的趋势之外，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有别的统计上的问题。坦率地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口径和范围过于宽广，过于复杂。很难想象地方政府在收集和加总投资规模的数据上能够把握分寸，做到准确和合理。混淆投资和消费是十分容易的，哪些不应该计算在固定资产投资的当年数据中？哪些要算进来？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领域，土地开发的费用如何估计和计算？是否应该把购置土地的费用计算进来？等等，这些问题在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那里很难做到概念清楚和统计准确。很大一部分所谓的固定资产投资往往是用“交易额”数据而不是投资额数据来估计的。而且，在地方政府那里，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是依赖项目的计划数来粗略推算，不可能等到实际发生额出来之后再去统计。

　　当然不能忽视的还有一个价格变化的因素。我曾在美国《亚洲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提及过此因素：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扣除投资品的价格变化因素，中国的投资规模占GDP的实际比重的变化就温和得多了。事实上，我们现在公布的投资率的统计数据都是没有“挤压”掉价格变化因素的“名义”比率而不是实际比率。特别是这些年来当土地、基础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持续走高之时，投资品的价格指数上升一定比GDP的价格指数快得多。这样的话，投资占GDP的名义比率持续和快速地上升就可以理解了。而简单地以这个名义比率来判断宏观经济的过热与否就存有着一定的风险。

　　我在苏南还发现，地方官员对投资数据中存在的以上这些问题是认可的。但是他们同样明白，这样加总得到的固定资产规模的统计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当地制造业企业的投资状况。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说出许多理由，来说明他们自己对上报的投资数据的真实性是不怎么有信心的。与地方政府官员一样，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持怀疑态度的还有一些境外的投资银行机构。例如，UBS(安德森博士的一篇文章提到的)使用自己编制的建筑业指数而不用中国的房地产投资额的数据来判断房地产的繁荣状况。实际上，为了更有意义地统计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一个国际上通行的统计方式是获得公司层面的资本支出的数据，并用这个数据来推算当年总的固定资产规模。这样的做法对于更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的走势也许更合理。而做到这个接轨好像也并不难。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