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青年经济学家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学家本身成了一个媒体话题。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富鸿沟以及存在的看病难、上学难与住房难等问题，应该由参与推荐甚至设计某些方案或政策的经济学家负责。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家队伍中，也的确有不少人“语不惊人誓不休”，不断发表一些诸如“小康社会两套房”、“改革中最大的利益受损群体是官员”等与百姓的感同身受大相径庭的观点，似乎也坐实了人们对于某些经济学家一些负面的看法。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对待经济学家的言论呢？

　　我们先不妨回顾一段经济思想史。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是很有意思的一群人。作为彻底的市场主义者，在上世纪70年代，这群“学界新锐”在经济学界表现得像一群“闯进瓷器店里的公牛”，敢于反对一切权威，敢于蔑视一切已经约定俗成的主流结论，并且在思想观点上毫不调和。他们的言论也十分耸人听闻，具有十足的煽动性。也因为他们的斗士形象，学界就有人称其为“芝加哥小子们”（Chicago boys）。当时经济学界及知识界对于他们的观点颇不以为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最终如何对待这群“芝加哥小子”们观点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看似矛盾却并行不悖的态度。首先，在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从来都没有大规模地使用“芝加哥学派”观点的迹象。比如，弗里德曼的核心主张之一，是废除使用财政政策手段调控经济，但即使是据说受这一学派影响很深的里根政府，也没有减少使用了财政政策手段。

　　再如，尽管这些经济学家主张“小政府、大社会”，但事实是美国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例从19世纪末的7%已升到了20世纪末的33%以上。为此萨缪尔森赫然写着：“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就逐渐离开了过去的信条‘统治最少的政府是统治最好的政府’”。

　　又比如，这些人将“最低工资法”视为“最愚蠢的做法”，而美国《最低工资法》几乎每隔几年都会上调一次最低工资。种种事实表明，“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对于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几乎很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经济学界，这群人及他们的观点逐渐受到重视、认可与尊敬，他们中一些人如弗里德曼等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为什么一个在现代西方世界经济政策中影响甚小的流派同时能获得经济学界的重视与尊敬呢？我就想，这大概是因为在经历了各种政策的比较与流派的纷争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个健全的社会对待多元化的言论，她应该做的不是简单地进行臧否，而是应该从不同的言说甚至某些极端的言说中看到其中的利益诉求，然后在其中寻找到某种平衡。

　　就拿“芝加哥学派”来说，这一学派在反对政府干预中的确表现得最极端，甚至极端到了与常识过不去的地步。但在这种很极端的背后，它也的确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担心：政府官员并非天生的道德高尚者，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也因此，这一学派尽管对经济政策影响甚小，但他们的观点使得社会大众对政府可能僭越的警惕成为常态，这就足够了。

　　对待中国经济学家的观点甚至某些较为极端的言论，我认为我们的社会也应该作如是观：一方面，要看到这些言论的背后的确表达了某种利益诉求，因此，社会应该能够容纳，而且能够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对这些言论又不能表现得太过紧张与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中国各利益群体表达机制尚不平衡的时候，政府决策部门在进行制度与政策设计时，在听取经济学家建言时，还要听取更多社会其他群体的言论。毕竟，如同经济学上的均衡点一样，一个好的制度与政策也应该是一种平衡，这样也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

　　原题为：在不同言说中寻找平衡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