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促会山雨欲来

　　段宏庆 王和岩/文 《财经》杂志/总165期

　　两任副会长出事，下属机构多名官员涉案被捕；贸促会及下属机构“官、民、商”三位一体制度亟待反思与改革

　　官方网站往往是洞悉人事变故的“晴雨表”，而风雨的威力与长久影响，则需更加审慎的观察。

　　7月13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下称贸促会）的官方网页上，在有关贸促会介绍的站点链接中，第一副会长张舟的名字消失了。但在网页的“总会新闻”中，头条消息仍是“7月6日，张舟副会长会见捷克工业贸易部副部长马丁德拉帕”。

　　对此异常，贸促会方面并无任何解释。《财经》记者获知，就在接见捷克外宾的当天下午5点多，张舟在位于北京建国门外华侨村的家中自杀身亡。

　　一年多来，类似情况在贸促会及下属单位的官方网页上已数次出现：

　　2005年5月间，贸促会直属事业单位法律事务部部长黄河的名字悄然消失，至今，法律事务部“部领导介绍”一栏仍是空白。据了解，黄河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检察机关逮捕。黄河“出事”后不久，原贸促会副会长刘文杰也涉案被捕。

　　2006年3月下旬，贸促会下属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称贸仲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王生长的名字，亦被从官方网页上拿掉。近一个月后，4月23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王已被逮捕，罪名为“私分国有财产并涉嫌受贿”。

　　《财经》记者获知，目前刘文杰、黄河、王生长三人均被羁押在天津，接受检方调查。刘文杰被捕前已经退休，他留下的贸促会副会长职务空缺。

　　张舟则属另一种情况。他此前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去年6月进京，任贸促会第一副会长，分管法律事务部，兼任贸仲委副主任。关于张舟自杀的原因，贸促会至今未正式对外公布，内部则解释为“身体原因”。据传，张患有抑郁症，自杀前两天已经写好遗书，表示自己“工作压力过大”。

　　贸促会一位职员告诉记者，张舟给人的印象是工作能力强，为人有亲和力。他从小生长在新疆，身高近1.80米，体格魁梧，“平时没有听说有什么病。”7月14日，贸促会在八宝山举行了张舟遗体告别仪式，遗体随即被火化。张舟为副部级，卒时尚不满52周岁。

　　连番“出事”，也使多年来波澜不惊的贸促会为人们所关注。

　　贸促会是一个直属于国务院的副部级群团部门，成立于1952年，自诞生之日起，就属于“半官方、半民间”性质；既承担着代表政府从事对外经贸交流的职责，又主要通过开展民间活动促进对外贸易。

　　贸促会曾经拥有多种行政权力，但改革开放至今逐步削减，目前仅保留一项——审批和管理全国各地区、各单位到海外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贸促会及下属机构性质可谓多样化，会机关是国家公务员编制；事业单位编制的包括法律事务部、贸仲委等；还有企业编制，如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公司、中国专利代理（香港）有限公司等。贸促会内部人士戏称，这简直就是个“联合国”。

　　贸促会及其下属机构集“官、民、商”三位于一身，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内部各部门机构的扩张冲动与有关法律政策、行政监督、财政管理等方面的矛盾和漏洞，也在步步演化。因此，贸促会此番连续出事，自非三两个人的问题，关键需要对体改进程进行反思与改革。

　　王生长：罪与非罪

　　由于官方始终低调，王生长案是至今惟一被公开披露的涉及贸促会的经济案件。

　　据《财经》记者了解，王生长1966年3月生，河南光山县人；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8年毕业后直接分配到贸促会法律事务部工作，1996年任法律事务部副部长，2003年7月出任贸仲委副主任兼秘书长。

　　业内人士评价，王生长是一批世界知名仲裁机构，如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伦敦国际仲裁院、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等的仲裁员，“业务精，人随和”，并有多部中英文专著，是国内仲裁界首屈一指人物，亦属典型的“技术型官僚”。

　　《财经》记者获悉，今年3月20日早晨7点半左右，家住望京新城的王生长接到通知，要他马上赶到贸促会机关开会。一个小时后，在位于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一号的贸促会办公大楼，王生长被检察机关刑拘，涉嫌罪名为“私分国有资产”。当天，仲裁委两位副秘书长朱建林、叶兵也被带走。目前王生长已被批捕，羁押于天津；朱、叶二人则被取保候审。

　　据知情人士介绍，贸仲委在贸促会中属于比较“来钱”的直属事业单位。从2003年至2005年，连续三年，贸仲委上缴国家财政均超过5000万元，这些钱几乎都来自仲裁费用。

　　所谓仲裁，是区别于诉讼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指争议双方的当事人自愿将他们之间的纠纷提交仲裁机关（一般要以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仲裁协议为依据），由仲裁机关以第三者的身份进行裁决。

　　仲裁发展历史悠久。远古时，村庄中遇到纠纷则请年长者决断，即被视为其最早的起源。至今，仲裁已由一种单纯民间的私力救济方法，成为现代国家所承认或规定的解决争议的一种法律制度。当事人一般在常设仲裁机构公布的名册中选定仲裁员组成仲裁庭，整个仲裁活动接受常设仲裁机构的管理。仲裁机构并非国家机关，但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执行。

　　按照国际惯例，仲裁机构是非盈利性质，为非官方、非垄断、独立的民间法律服务机构。一般而言，仲裁涉及的案件属于比较复杂的商业纠纷，耗时长，对仲裁员的专业要求高，因此仲裁费用也相应较高。仲裁费用在支付仲裁员的报酬之外，余款作为仲裁机构的行政管理费用开支（包括行政人员工资），而前者应该占主要部分。

　　但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仲裁员所获劳务报酬普遍低于国际水平，仲裁费用全部上交仲裁机构。而贸仲委属于事业单位，实行“收支两条线”，按照正常的管理途径，仲裁费用上缴财政专户，贸仲委的人员的工资及行政管理费用由财政预算拨付。

　　据《财经》记者了解，贸仲委为世界三大国际仲裁机构之一（其他二者分别为设在巴黎的国际商会仲裁院、斯德哥尔摩国际仲裁院），每年仲裁的国际案件最多时达五六百起，数量在世界上排名首位，平均每个案件标的在1200万元左右。2005年，贸仲委上交财政资金超过亿元，但其财政预算仅为2800多万元，这还是在预算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据一位内部人士讲，通常到每年秋天8月、9月预算就花完，需预支下一年的钱。从2001年开始，贸仲委先后多次致函财政部，要求将仲裁费管理改为实行纳税制服务性收费，但未能如愿。

　　因此，贸仲委在实际操作中，从每个案子单独抽取约1万元作为办案费，建立“小金库”。在王生长出任秘书长一年半的时间里，积累起“小金库”近千万元。据传。这些费用在贸仲委内部用于发奖金，王生长被控“私分国有资产”即指此事。

　　王生长被捕后，国内仲裁界、法律界有不少同情的声音，乃至上书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对此亦予关注。而贸促会由于实际拥有准政府部门职能，对其下属机构贸仲委既有安排人事之便，也难回避经营性活动之利，背后的各种弊端进一步公开化。

　　一位老仲裁员对《财经》记者说，私设“小金库”、发放奖金并不是王生长的发明。自上世纪80年代，为建立和稳定仲裁员及专职秘书人员队伍，贸仲委建立了向经办人员和辅助人员发放办案报酬和扶助费的制度。王生长担任仲裁委秘书长后，沿袭了原有的收益分配与奖励制度，“如果王有问题，那等于说他的前任都有问题。”

　　北京仲裁委秘书长王红松认为，“民间化”是仲裁机构的本质，也是仲裁机构赢得当事人信赖的基础。在仲裁法刚开始实施阶段，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作为过渡性措施，仲裁法规定由政府来组建。但仲裁机构民间化方向没有变。 按照国家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要求，今后国家根据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将其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的、从事公益服务的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三个大类。仲裁机构应视为“从事公益服务”的组织，且“可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实行经费自理”。

　　王认为，仲裁业务发展应该完全市场化，仲裁机构通过服务、通过竞争赢得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依赖财政拨款（机构长期依赖拨款就无法实现独立和民间化）。她以北京仲裁委为例，2002年抓住时机改革后，仲裁的质量和承担的业务都翻了一番，“市场能够管理的，政府就不要介入和干预。”

　　刘文杰、黄河连环案

　　与对王生长的关注不同，在业界包括贸促会内部，对于前副会长刘文杰和法律事务部部长黄河涉案被捕，几乎都认为“罪有应得”。

　　2005年5月间，黄河及其手下负责财务的综合处长张承涛、副处长张桥因涉嫌贪污相继被捕。不久，刘文杰的前任秘书徐绍桐夫妇也被抓。据传，案发后，徐绍桐的妻子一度出逃，后被抓获。刘文杰及妻子随即亦被拘捕。目前，刘、黄等人已被移交天津检察院。

　　据《财经》记者了解，现年43岁的黄河于1983年7月到贸促会法律部工作，历任商标事务处副处长、处长；1994年任法律部副部长，负责仲裁、注册认证、财务等工作。1997年8月至2000年4月，黄河曾在贸促会之下的中国环球技术进出口公司负责贸易工作；2000年5月又回到法律部任副部长，同时兼任贸仲委副主任。

　　贸仲委的工作人员介绍，身高1.65米左右的黄河，肤白体胖，“性格随和，比较会来事”。黄河与王生长长期在法律部共事，且为河南老乡，但二人关系“非常不对付”。

　　2003年以前，贸仲委与法律部其实是一家，贸仲委秘书局就设在法律部。王生长是法律部部长；黄河是副部长，主管财务。据称，学财会出身的黄河“把持着绝对的经济大权”。

　　2003年7月10日，法律部与仲裁委正式分家。黄河任法律部部长，王生长任贸仲委副主任兼秘书长。无论分家前后，贸促会分管法律部、贸仲委的皆为副会长刘文杰。贸促会里尽人皆知，刘文杰和黄河关系很好。

　　刘文杰1944年11月生，广东潮阳市人，196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自1970年12月分配到广东省汕头海关后，他历任汕头海关副关长、关长；1991年3月调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党组成员。

　　1998年，刘文杰被调至贸促会任副会长，且排名靠后。坊间传言，刘是因为在海关总署担任副署长期间，涉嫌“远华”走私案才被调整到贸促会的。据传，刘文杰的儿子因走私被通缉，至今还外逃美国。

　　“他（应该）是被贬到贸促会的。”一位贸促会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到任之后，刘文杰先后将自己的妻子以及秘书徐绍桐和其妻调来。2001年3月，法律部成立中贸服务公司，注册资金90万元，法人代表为黄河，徐绍桐亦在该公司任职。知情者透露，法律部承担着对外法律顾问、国内企业的出入认证、商事调解、海事仲裁、海损认证等专业服务项目，每年有诸多进项。

　　黄河被捕后，贸促会内部传出消息，称黄利用中贸服务公司搞法律部的钱。还有传言说他把一些资金用于私人投资。

　　黄河、刘文杰等人案发的原因，在贸促会系统比较集中的说法，是“内部人举报”。

　　2003年10月至2004年3月，国家审计署对贸促会200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计，其间还重点审计了法律事务部的账，结果显示，法律部问题异常严重。据称，此次审计发现的贸促会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中，法律部占了三个。

　　审计报告披露，法律部2003年将应上缴中央财政专户的认证费收入697万元直接支出；年底未将行政事业性收费1.6亿元产生的存款利息731万元及已结案仲裁收入3790万元上缴财政专户；并向仲裁当事人多收取办理案件特殊报酬、差旅费、住宿费等724万元。此外，2003年，法律部挤占认证支出项目经费1050万元，用于人员经费557万元、公用经费493万元；并以经办秘书报酬、辅助费等名义挤占项目资金803万元，用于发放职工补贴。

　　报告还披露，至2003年底，法律部共有银行账户11个，不符合“中央预算单位只能开设一个基本存款账户”的规定。

　　审计报告于2004年11月17日正式公布。数月后，黄河及其主要下属被捕，刘文杰等人也旋即涉案“落马”。

　　体制之弊

　　无论刘文杰、黄河案发，还是王生长被捕；无论是刘、黄的“罪有应得”，还是王的“值得同情”，在《财经》记者的采访中，许多专业人士都认为，贸促会及其下属机构体制存在诸多弊病，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

　　贸促会成立于1952年5月，当时正值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通过成立贸促会，同世界各国的民间贸易团体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交往，对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通过贸促会，同许多尚未建交的国家建立和发展了民间贸易联系，实现了经贸往来。

　　1979年以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外贸改革为“重中之重”。贸促会由于在长年的国际交往中拥有广泛国际客户资源，其发展对于开放国门、打破外贸行政垄断、扩大进出口自主权，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渐深入，贸促会这种“半官半民”、“亦政亦商”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一方面，贸促会下属机构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基本上都是市场化的社会中介服务活动，比如法律事务部的对外法律顾问、国内企业的出入认证、商事调解、海事仲裁、海损认证等。

　　由于行政垄断，贸促会下属机构曾揽有一定独家权力。比如，过去中国的涉外仲裁只能由贸仲委受理，涉外专利商标申请也只能由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代理。尽管随着改革深入，这些垄断权力都被逐一打破，但因多年积累下来的客户资源和国际影响，贸促会下属一些机构和企业的效益至今非常可观。这其实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

　　另一方面，贸促会及其下属机构的体制是行政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要么由于管理过松，市场监督的外部机制又难以发挥作用，黄河等一类人可以充分利用体制漏洞，为自己捞钱，如在外成立公司，将法律部里的钱弄出去用于私人投资；要么是体制约束过紧，王生长案爆发后，业界又普遍予以同情。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事业单位体制改革问题。”北京仲裁委秘书长王红松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贸促会一位官员亦认为，从长远发展来看，应该对贸促会及其下属机构进行重新考量。拥有行政职能的部门应该政府化，并禁止参与商业活动，以保持其中立性；贸促会自身应该真正民间化，因为国际上几乎所有商会都不是隶属于政府的。贸仲委、海事仲裁委员会等应改组为非盈利民间机构，发挥市场中介性服务作用；专利商标代理事务所等机构应该真正做到市场化，自行参与竞争，优胜劣汰。

　　不过，这位官员也承认，这样的设想在现阶段几乎是“空中楼阁”，因为这涉及政府机构改革、公共财政建立、事业单位转轨等诸多环节；而且，“关键这还不是贸促会一家的事情”，类似贸促会体制的全国性群团组织甚多，如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全国总工会、对外友好协会、中国科协等等，如果要改革，各个部门都将面对挑战，“这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利剑半悬”

　　据《财经》记者了解，去年黄河、刘文杰等人东窗事发后，国家审计署工作人员于9月间再次进驻贸促会，进行全面审计。此次审计范围覆盖了整个贸促会及其全部下属机构，审计时间长达半年，直到今年4月，审计署工作人员才撤离。

　　此次审计结果至今尚未披露，贸促会内部普遍感觉“利剑半悬”。

　　审计署工作人员撤离后，从今年4月开始，中组部在贸促会开展了“党风廉政教育”；一方面邀请最高检、最高法的一些专家普及防范职务犯罪知识，另一方面，组织贸促会及其下属机构的领导官员到北京第一监狱参观，接受腐败、渎职犯罪的警示。这一活动至今还未告结束。

　　“这一年来事情特别多。”贸促会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张舟恰恰在这样的“特殊时间”调至贸促会，并且主抓法律事务，分管的就是法律部和贸仲委，正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他的遗书所言“工作压力过大”，也就可想而知。

　　据该官员介绍，张舟去年6月到贸促会任第一副会长，同时任党组副书记，主抓干部管理。今年4月间，贸促会曾举行过一次内部会议，简单传达了刘文杰、黄河和王生长的事情。主持会议的就是张舟。4月以后，中组部开始在贸促会搞廉政教育，也主要是由张舟负责组织。

　　张舟在新疆原担任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据说到北京后诸多不如意，颇有失落之感。接近张舟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张以前在新疆看病都是自治区医院领导安排，但北京部级官员众多，看病只能通过贸促会的医务室联系。张还抱怨过房子小，且位于闹市，休息不好，言谈之间显出失落。

　　今年6月下旬，张舟原本计划出国访问。临动身前两天，突然决定取消行程，说是耳鸣，身体不好。7月6日当天中午，还有人见到张在单位正常活动。此后，他回到位于建国门外大街华侨村的家中，与司机说晚上约好和妻子一起参加一个宴会，让下午5点多去家里接他。但司机准时到达后，未见到张；上楼后发现门是开的，张舟吊在靠近窗户的暖气管上，已经身亡。

　　截至目前，贸促会分管法律的副会长一职仍然空缺。前后两任接连出事，这个位置已经“极其敏感”。

　　7月20日，因追讨办公大楼的装修款，有一些民工赶到贸促会讨债，称再不结算将静坐抗议。据知情人透露，去年3月，贸促会大楼装修，实际运作中的资金大大突破原订预算，以致拖欠装修款近一年未还，终有农民工上门讨薪。

　　“——山雨欲来啊。”贸促会一位官员向《财经》记者这样感叹。

　　本刊记者叶逗逗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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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