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称，近日商务部就凯雷集团收购徐工机械一事召开秘密“听证会”。参加者可谓阵容强大，除商务部、工商总局、外汇局、税务总局、证监会、国资委等官员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的高层人士也参加，并就徐工产品军品民品的性质发表意见。这些报道反映出外资并购对于我们的敏感性和重要性，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对待外资并购尚缺乏理性的态度和制度的建构。笔者认为，要在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趋势的背景下，理性探讨外资并购的规制策略，进一步通过立法建立科学的综合协调机制和外资并购规范体系。

　　必须对外资并购进行管理

　　民族性、主权国家的观念不可能随着所谓“地球村”的出现而消失。所以，任何国家对外资并购都不会“听之任之”，美国也不例外。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案例中，美国国会外资投资审查委员会要求美国政府审查此跨国并购案，最终美国众议院以332比92票的压倒优势要求美国政府中止这一收购计划。此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司法部、证券监管部门均会根据《国防产品法》、SOX法案等对外资并购进行审查。可见，即使在经济一体化自由化的今天，即使号称完全市场经济的美国依然对外资并购进行“干预”。

　　各国干预外资并购，本质上是要把外资纳入其经济发展范畴中，就是“利用外资”但不能被外资利用。因为，撇开游资不谈，即使是跨国公司，其战略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东道国经济发展计划有所背离。所以，对外资并购特别是准入、投资主体资格、运营过程的监管等措施，就是要“校正”国际资本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所以，中国必须对外资并购进行管理。

　　干预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外资并购的监管措施一定要符合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同时要遵守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定。情绪性的敌视外资必须要回归到理性干预，而干预要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特别是要在国际法的原则、制度范畴内采取制度选择，甚至斗争策略。上述美国的干预措施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法可依”。对我们而言，将权宜之计的政策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有这样几个好处：符合WTO要求的透明度原则、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等原则；有利于国内外企业根据法律形成外资并购的理性预期；有利于降低政策执行中随意性、主观性和寻租行为；有利于防止无法可依情况下，民众情绪左右政策选择、执行。

　　外资并购立法的目标，一般主要包括国家安全和垄断两个方面。国家安全包括产业安全、国防安全等。不容否定的是，国家安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与垄断标准的技术性相比带有“非标准性‘，但即使这样也必须要依法进行，否则就是”师出无名“。从部门法划分，外资并购规制主要是经济法的使命和内容，包括《规划法》、《外资投资产业法》、《垄断法》，当然，这些经济法的内容与民商法、国际法共同构成调整外资并购关系的制度体系。

　　建立跨部门协调机构

　　应对第六次全球并购浪潮，决不能停留在意气之争的阶段，而是应该扎扎实实地采取有效措施，驾驭外资，除了立法，当前还应该做好以下几件事。

　　首先，鼓励民营企业市场化并购国有企业，从而实现国有资本战略性退出与壮大民营资本的双重目标。通过市场化方式培育民族产业，防止民族产业被外资控制是我们的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放宽民营资本产业投资的限制和融资歧视，实行真正的国民待遇。完善国有资产处置的制度，包括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制度、定价制度和处置程序，国有资本处置责任法应该出台，以防止国退民进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行为。

　　其次，应建立外资并购的跨部门协调机构。一方面，目前外资准入管理还是条块分割，商务部管外资政策，发改委员管产业政策，外汇局管外汇出入审批，工商局管登记、国资委管国有企业非金融类的资产处置和运营、财政部管金融类资产、国土资源部管土地等资源类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外资垄断的行政执法部门却尚未确定。另外，在人大层面，对外资重大收购尚无审查和批准机制。因此，必须建立跨部门的外资并购审查机制，重大外资并购人大应该介入。可以考虑建立外资审查委员会这样的常设机构。

　　此外，应与相关国家建立起信息分享机制和执法协调机制。目前，银行业的跨国经营和收购国际协调机制已经初步建立，我国已与数国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对跨国企业收购而言，东道国可以就跨国公司在当地的投资领域、股权比例、社会形象等信息进行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性，有助于防止财务投资者影响和损害一国的长期产业发展战略。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金融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