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全球经济处于严重失衡、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压力凸现、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压力的新形势下，中国开放政策要进行策略性调整

　　28年的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成就举世瞩目。毫无疑问，对外开放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但是，与28年前相比，由于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确保以开放政策来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有必要客观分析与把握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的新情况及其发展趋势，研究新的策略与措施。

　　新历史时期的特征

　　当今全球经济处于严重失衡。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矛盾。随着“冷战”的结束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国际生产新分工和供应链延长的可能性，由资本的属性所决定，自然出现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纷纷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加上布什政府上台后巨额的“双赤字”政策和亚洲国家汲取金融危机教训后采取积存大量外汇储备的政策，出现了占全球GDP约30％的富国美国，靠向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举债，艰难地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水平，即富国向穷国借债维持全球经济的平稳增长。在此过程中，必然“贸易战”、“汇率战”不断，贸易等保护主义抬头。对此，如果中美等国短期内采取激进措施迅速解决此失衡，全球经济将出现不可想象、不可接受的剧烈震荡。因此，各国政策温和的调整，是世界经济大国间反复磋商的必然选择。这意味着全球失衡状况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压力凸现。一方面，出于中国目前国情的需要，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则出口多，外汇多；外汇多，国内货币供应多。尽管我国宏观调控部门不断采取对冲等操作手段冲销货币供应过多的压力，但只要中国经济持续看好，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减，自然防止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上涨，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宏观调控不可忽视的压力。另一方面，包括外汇储备的国内储蓄远远高于国内投资，多余的差额部分投资于国外资产（且不论其收益高低），国内居民消费不足或不敢消费，降低了国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压力。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国家外汇储备仅8.4亿美元，就是1979~1989年的11年间，外汇储备年均也仅39亿美元。1989年后的仅仅15年时间，外汇储备增达近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多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但增势不减的巨额外汇储备，在我国现行管理浮动汇率政策下，不仅给当前的宏观调控，而且将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宏观调控带来相当大的麻烦。在这方面，世界各国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

　　解决矛盾的出路

　　针对上述全球经济的新特征，要改变全球经济的失衡，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呼吁美国政府减少“双赤字”，加快结构调整，实质是降低其居民消费，缩减军费开支，放慢其经济增长速度，容忍失业率的上升。

　　同样要呼吁欧盟、日本也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另一方面就我国而言，必须认识到，第一，在当今全球经济中，中国也应进行主动的政策调整。中国的政策调整有利于世界经济；世界经济趋好，也有利于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长期的稳定发展。第二，就中国当前的外汇储备、储蓄、投资、消费间的关系看，国内的经济建设根本不缺资金。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两种资金、两个市场”的提法，开放政策就是吸引外资、吸引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的提法，基本原则仍然可取，但具体内容需要调整。

　　当今，对外开放政策不能仅停留于引资金，应该重点转向引管理、引技术。一切有利于吸纳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的资金仍要大胆引进，一切无助于吸纳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的资金，尽可能“拒之门外”。

　　第三，出口导向战略曾是28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伟大成就的引擎。保持一定的出口规模仍是中国大国经济的需要。但是在全球经济失衡、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压力凸现的背景下，应主动地、及时的调整发展战略，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主导，这也是中国大国经济的需要。

　　为此，应研究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通过一系列财政政策、社会保障、医疗、就业、教育、建设新农村等政策落实，扩大消费，促进内需。

　　第四，配合汇率机制和外汇市场的改革，采取综合措施，立足于中长期，努力克服我国国际收支的失衡。在这方面，一定要坚持汇率改革的主动性，既不能因外部压力而动，也不能因外部压力而不动，从而延缓改革进程，影响大局。当然，改革需谨慎、择机而行。一定要认识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解决国内国际收支失衡，要立足于综合对策。

　　对外开放策略性调整的内容

　　外贸政策。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加快增加先进技术、设备和重要资源的进口，而不是一味追求贸易规模与贸易顺差的增长。

　　招商引资政策。必须采取措施尽快控制各级地方政府以各种优惠、超优惠待遇，不讲政策条件的招商引资活动。鼓励各级政府在引资中必须重视能源、环保、土地、产业政策及劳工标准等问题。

　　海外上市政策。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继续放慢除香港市场之外的海外上市节奏，鼓励好企业、大企业在国内上市。与此同时，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研究制定相关战略，潜心安排好沪、深、港三市格局，配合好中国汇率制度的转换，确保经济平衡发展，衔接国家金融发展战略。

　　外企融资政策。抓紧研究措施，鼓励外企A股上市。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对外企的本外币贷款。鼓励外企在国内发行本币、外币债券，筹集资金除在国内采购原材料外，支持其在海外引进设备、技术和生产线。

　　房地产政策。采取措施，迅速改变海外资金进入境内房地产市场毫无限制的中国现象，抑制海外资金大举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态势。

　　外汇管理政策。应吸取日本国家外汇储备少于我们，但民间外汇远远多于我国民间外汇的做法。鼓励藏汇于民，藏汇于企业。加大放开意愿结汇制步伐。改“奖入限出”为“出入平衡”。适当控制QFII发展速度，加快QDII发展速度，以及鼓励其它民间外汇投资境外的措施。汇率机制的改革，并不意味放弃外汇管理，反而应强调加强外汇管理。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堵查各种违规违法外汇的流入，控制贷款、外债等各种名义下的短期投机资金流入。

　　收购兼并政策。修改相关制度，支持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以人民币购汇，对海外能源性企业、关键性原材料企业的并购活动；加快有条件地开放对国内企业并购活动的银行融资政策。鼓励国内好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并购活动，解决国内资金多而企业资金叫缺的矛盾现象，要大力发展民族经济。

　　国家储备管理政策。在正确测算国家应保留的适度外汇储备量基础上，除对超量外汇储备积极用于解决体制改革中多年积累的历史痼疾，择机增持黄金储备比例外，对适度外汇储备中的20％~30％，按国际经验，探索海内外股权投资等积极管理的方式。

　　税收政策。应全面梳理过去制定的相关政策，尽快取消中外企业税收待遇不一致政策，相关行业的出口退税政策等等。

　　总之，解决我国国际收支中的问题，必须重新审视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外汇匮乏时期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要有新的全方位的思考。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仅代表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