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由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近中期的政策重点”经济形势讨论会上，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茅于轼新闻,茅于轼说吧)、国家信息中心宏观部部长范剑平等提出，产能过剩的提法不够准确，当前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是生产过剩而不是产能过剩。

　　茅于轼说，产能过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在前五六年的时候，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有学者提出是产能过剩造成的。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很严密的概念。通货紧缩不是订货减少，而是已经生产出来搁在货架上人家不买，导致物价下降。你的供给超过了需求，这个供给是已经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没有生产出来的。所以，把产能过剩作为宏观不均衡的理由来分析，我认为是不够严密的。而产能过剩应该是这样的：如果需求膨胀了，闲置的产能很快就能被动员起来，迅速产生出供给。如果产能不足，当有需求时生产不出来，就会物价上涨。所谓的产能过剩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东西都过剩，只能是一部分商品过剩，一部分不过剩。这一个现象全世界是一样的，并不因为中国有产能过剩就对宏观有什么样的影响。

　　范剑平在分析我国经济的失衡问题时，不约而同地与上述观点相呼应。他说，我也觉得产能过剩这一个词不太准确，应该是生产过剩。范剑平说，中国经济所谓的失衡，有两个问题不能解释：第一，储蓄这么高，不投资干什么？第二，投资造成产能这么大，不出口干什么？在现在的体制下，高储蓄率带来了高投资率，高投资率带来了高出口率。如果要解决这一些问题，必须搞清楚中国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储蓄。现在的高储蓄率，实际上不仅仅是老百姓的储蓄率高。居民储蓄率高是一个事实，主要原因是公共事业的缺位。1997年以后，我们的宏观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的投入份额是扩大的，因而政府和企业的储蓄能力也是扩大的。企业这一块最典型是国有企业，他交税之后，收益是不上缴的，全部转化为投资能力。我们这几年税收征管水平上升了之后，政府的储蓄也是大幅度上升的。政府有了钱之后不增加公共服务，结果是老百姓只得储蓄。于是政府自己搞投资，企业也搞投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归根到底就是这一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产能过剩这一个词不太准确，应该是生产过剩。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就得在宏观收入分配方面有所调整，提高居民收入的份额。同时，要调整政府和企业的支出结构，同时企业要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把应该回报劳动者和社会的这一部分上缴国家，这是全民的资产，应该补充到社会保障里面去。有这样的调整之后，“储蓄这么高不投资怎么办，投资这么高不出口怎么办”的问题，才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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