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萧功秦

　　据说，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吊车正在中国工地使用着，全世界每年生产的60%的水泥，正浇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连续已经三年GDP增长超过10%。与此同时，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与社会正在发生着持续的静悄悄的阶层革命。那就是，以知识作为“软资本”的中产阶级与中等收入者阶层，开始在中国崛起。如果你对此没有特别的感觉，那么，请看看节假日在黄山、泰山及各旅游点那些像蚂蚁般密密麻麻的人群，你就会同意此言不虚。

　　在中国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新兴的中产阶级与承担着道德批判功能的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对这两类人的特点作一简略的分析。

　　中产阶级指的就是介乎于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社会学家一般把以从事非体力性的白领职业，受过较高教育、并有较高的生活品质与趣味，作为判断中产阶级的标准。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就被称之英国人称之为“中产阶级考试”，就是因为大学专门知识教育是进入中产阶级大门的入场券。

　　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中产阶级的人群，主要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如建筑师、律师、私人企业中的技师、商业营销人员、经理、与市场运作密切相关的影视工作者，教授、医生、股票经纪人与自由职业者，等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所受的教育、专业技能与知识智能，成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换取各种稀缺资源（财富、地位、名望与权力）的“资本”。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社会分化过程中的向上流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中间层就应运而生。他们比普通收入的蓝领阶层更富有，又与暴发致富的、有权有势的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相比，在生活态度上与价值观上更具进取精神与改革愿望。

　　社会学家指出，首先，由于中产者相对富有，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享有的较高水准的生活质量，拥有较为轻松良好的工作环境，凡此种种，就会使他们对现实生活与现存秩序相对比较满意，这种温和的保守性，使他们对社会对立与社会矛盾起到缓解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保持即存秩序稳定的重要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又并不完全满足现状，因为他们的利益往往受到钱权交易与官僚系统中的非法行为的侵害与不正当的阻碍，因此，他们希望社会民主制度与法制的进一步完善，以此来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希望有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与机会。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他们希望变革，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激进革命或否定现存体制与秩序，正是以上两方面因素结合，使中产阶级往往总是渐进温和的改良政治的支持者。一个由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社会，一般总是相对稳定又保持着稳定中进取精神的社会。改革二十年以后的当今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相对乐观的态度，成为主张在保持政治稳定的条件下的渐进变革的社会基础。

　　如果说，中产阶级缺乏道德激情，然而却务实而稳健，那么，与中产阶级相比，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却恰恰相反，他们充满强烈的道德激情与正义感，然而却往往不切实际，容易产生全盘改造现实的“乌托邦情结”。所谓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指的是这样一种人，这些人受过高深的人文教育，习惯于通过抽象概念来思考社会问题，同时又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因而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这种知识与敏感相结合，使他们自愿地承担起以关注社会、改造社会、改良社会为已任的道德使命。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集团的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而与他们所自觉承担的道德使命感有关。从本质上说，知识分子更具有激进的理想主义的倾向性。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他们对中国的激进革命选择确实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当今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种新的现象，一方面，发展中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如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与种种矛盾，使传统的观念型知识分子有了以道德理念的话语权力来进行诠释的巨大机会，这就会使他们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情结”仍然有着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世俗化过程，又使那些崇尚务实与稳健，但缺乏道德激情与社会批判精神的中产阶级不断强大起来。

　　中国在现阶段的进步，实在需要这两种人的相互补充与支持。如果每个中国知识分子能在保持他的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个专业人员那样的方式，而不是以哲学家和诗人的方式来考虑中国问题，如果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能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能多一点社会关怀，中国就可能一方面避免以激进的乌托邦来主宰人们对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会以渐进、稳健、务实、妥协与宽容的精神，来选择我们民族的前途，这样的民族无疑是更有希望的。近年来，我们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摆脱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那种理想主义的、从道德原理出发思考中国的倾向，而转向务实的、以专业背景来思考问题的态度，这也许正是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以新的基础上相结合的起点。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