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生态为代价的农业模式已导致我国农业每年减产100亿公斤

　　中国稻米：化工农业走到穷途

　　背后速读

　　由于长期使用化肥和农药，我国土壤质量急剧下降。以水稻为例，在耕地面积减少，单位亩产又必须拉升的情况下，水稻生产进入恶性循环。近年，单位增产遭遇瓶颈。而改变上述状况，专家认为应减少化学品使用量，促进生态农业发展。

　　“其实，农民们最初并不关心什么是无公害，什么是有机作物。长期大量地使用化肥和农药，让农民感到最大的危害就是土地板结和产量下降。”在北京推广无公害大米的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村村主任张砚斌，8月5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除了大量地使用农药化肥外，稻米生产其实还有第二条路、第三条路。”中国生态学会农业生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章家恩称，一条是改良品种；另一条就是改进种植技术，用生态农业的办法。

　　然而，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却以章家恩不愿意看到的第一种为主。

　　稻田不是“冰冷的工厂”

　　章家恩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中国水稻生态农业报告》（下称《报告》），该《报告》部分内容进入国家973计划，报告主要观点为，“比起以牺牲生态为代价追求短期效益的化工农业，生态农业才是真正的绿色革命，代表着中国稻米生产的未来。”

　　以水稻为例，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全国有25％的耕地种植水稻，产量约占我国粮食产量的一半，也占世界粮食总产量的30%以上。

　　“稻田不是冰冷的工厂。”章家恩称，稻田本身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之一，在其中生活着大量的昆虫、鸟类、水生生物、草本植物以及微生物等，是一个重要的物种库以及土壤种子库。

　　根据专家们的调查，我国稻田景观内有蜘蛛23科109属373种，全为捕食性动物。稻田植食性昆虫624种，其他动物71种，常见的危害种类或在局部造成较大损失的仅65种昆虫、2种植食螨和9种鼠类，约占总数的11%；而普遍发生且危害严重的仅5种，约占总数的0.72%；另有天敌1303种，其中节肢动物1187种，对抑制绝大多数植食性昆虫种群起着巨大的作用。

　　此外，稻区还是季节性的巨型“蓄水库”，仅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该地区约有稻田250万平方公顷，利用稻田蓄水可达75亿立方米至87.5亿立方米,相当于1.7至2.0个太湖的正常储水量，可以大大减少太湖的防洪压力。在土壤肥力和水土保持、区域气候调节等方面，稻田同样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但长期以来，农业一直被作为“工厂”去看待。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问题专家韩俊介绍，从近年实际情况看，我国粮食需求平均每年增长35亿至40亿公斤，以此推算，到“十一五”期末，国内粮食的需求量还将增长250亿公斤左右。

　　与此同时，耕地面积却在逐年缩小。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用地规模不断扩张，“九五”和“十五”期间，全国耕地被占用的速度非常快。从1996年到2004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1425万亩。目前，我国离“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未来5年耕地保有量18亿亩约束性指标仅剩3100万亩。

　　“因此从上到下，都是在大力推广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用量也一年比一年大。”张砚斌对本报记者说，但种了十多年的地，产量越来越少，水稻平均亩产由上世纪80年代的600公斤，下降到前两年的不到550公斤，农民的收入也没有提高。

　　“我国耕地质量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农业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陈志群证实，由于农药、化肥和工业污染，我国粮食每年减产100亿公斤。

　　农药和化肥的实际利用率不到30%

　　“在现代水稻生产中，人们寄希望于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等农化产品，来防治稻米的病虫害。”陈志群对本报记者说，然而，几十年来，水稻病虫草害危害的面积并没有减少，许多传统的和一些新的病虫害仍在不断爆发。

　　同时，由于农业化学品的大量使用，使得稻田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系统稳定性不断降低，稻米品质也遭受到很大影响。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4年的数据，从1978年到1998年,我国农业“污灌面积”从500万亩增加到5427万亩,占全国总灌溉面积的7.3%；2003年我国农田化肥施用量为464.5公斤/公顷，超过发达国家安全施用量每公顷225公斤上限的一倍以上；农药施用量达15公斤/公顷,是发达国家的每公顷使用量的2倍多。其中，高毒农药占农药施用总量的70%，国家明令禁止的一些高毒高残留农药仍在部分地区生产和使用。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五一和杨林生在调查中发现，华南地区部分城市有50%的耕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有机物的污染；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的城市连片的农田受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全国每年出产重金属污染的粮食多达1200万吨；主要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率高达16%至20%。

　　“近几十年来的化工农业实践表明，人类对作物病虫害单一化的化学控制将是一场永不休止且打不赢的仗。”章家恩称，化工农业最终必将导致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生态学后果和无法挽回的代价。

　　云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周江鸿等人在湖北、安徽等地的农田里发现，杀虫剂的使用对稻田节肢动物物种有损害作用，使得稻田天敌和害虫的平衡关系被打破。

　　据专家们测算，每年大量使用的农药仅有0.1%左右可以作用于目标病虫，99.9%的农药则进入生态系统。

　　“农药和化肥的实际利用率不到30%，其余70%以上都污染环境了。”章家恩说。

　　记者观察

　　生态农业：真正的绿色革命

　　据章家恩介绍，我国农业发展基本经历了传统农业、绿色革命、化工农业等几个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在水稻栽培方面表现出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即水稻传统生产方式、水稻化工生产方式和水稻生态栽培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栽培方式中，包含着许多朴素的利用包括生物多样性及其他自然因素控制病虫害的思想和方法。

　　早在2003年，章家恩等专家们就在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障岗村尝试“鸭稻共作生态农业模式”。稻鸭共作模式通过利用鸭子的捕食、中耕、排泄等活动来除草、除虫、防病和施肥，基本上不用或少用化肥、农药等人工合成物。运用“鸭稻共作”模式试验结果表明，平均每亩比过去增收50%左右。

　　除此之外，专家们还研究出稻田养鱼、稻田养虾、稻田养蛙等多种稻米生产模式，达到改善稻田生态环境，控制和防治水稻病虫害与草害等目的。

　　不过，章家恩坦承，我国水稻生态农业推广面临多种困难。

　　相对于工业和第三产业而言，农业的比较效益低。而与其他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相比，稻米的生产效益更低。农民对于水稻生产的积极性不高，不愿投入很多的精力去进行生态技术的应用与创新。在短期经济效益的驱动下，农民往往不愿意采用生态农业生产方式。

　　“我们当时成立‘大米生产者合作社’时，有300多户，最后人家嫌麻烦，先后有70多户退出。”张砚斌说，退出的这些农户，又去走“化工农业”的路了。

　　“生态农业的发展是一种‘区域行为’，它要求整个区域统一行动，如果在某个地区，一些农户采用生态农业生产方式，而另一些农户采用化工农业生产方式，这样是不可能真正做好生态农业的。”章家恩称，由于农村地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工业“三废”污染和城镇生活污染对乡村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威胁，因此，发展稻米生态农业生产缺乏区域整体优良环境的支撑。

　　而从市场角度看，我国大部分地区，无论用化工农业生产的大米，还是采用生态农业方式生产出来的大米，在市场上的价格还不能拉开差距。而要想拉开市场价格的档次，就必须通过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或有机食品认证，单家独户的小农户生产通常没有这样的能力去认证自己的农产品。

　　专家们建议，国家应加快推进水稻生态农业的产业化与标准化进程，以健康食品生产与增加农民收入为导向，实现水稻生态农业的转型。

　　“我们也要转。”张砚斌告诉记者，南马庄村正计划将无公害大米申报为有机大米，“有机大米在市场上的价格更高。”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