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青年·权衡》网站　作者：端宏斌

　　凡是有市场的地方总是伴随着投机分子，而凡是投机分子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恶名，远的不说，在时下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买房”问题上，炒房者几乎被一致公认为是罪魁祸首，老百姓不约而同地说：是炒房者造成了房价的高涨，是炒房者使得我买不起房。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也站出来说：炒房者折腾来折腾去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商品，只是创造出了泡沫，而这泡沫终有一天会破裂，到时候大家一起为泡沫买单。

　　要讨论投机者到底是好是坏，科学的办法是：首先去认识什么才是投机者。在中国汉代士大夫的眼中，所有商贾都在干投机分子干的事情，虽然称呼不同，但他们本质就是投机者。他们并不像农民那样，老老实实种田创造物品，他们只是把商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获利就远高于农民数倍，很明显，这是不道德的。还想当然的认为，长此以往善良的老百姓都会去当盗贼，因为盗贼干的事情也是把不是自己生产的物品，从一个地方搬往另一个地方。士大夫们之所以会这么想，是因为忽略了一个事实：商品的价值只体现在消费时。商贾们确实没创造物品，但他们低买高卖，把这些商品从不太需要的人手中运到了更需要的人手中，仅凭这点就应该得到利润。然而他们干的事情距离现代意义上的投机客还差得远。

　　据说世界上最早的期货交易是在17世纪的日本诞生的，当时建立了一个“大米期货交易市场”，所有的交易由一个非营利的清算机构监督执行，所谓期货就是在交货之前就先确立好价格，到了指定的日期进行交割。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对于农民来说就不必担心到时候大米会卖多少钱，因为在他插秧的时候，就已经确定好价格了。

　　联想到一篇最近很热门的课文《多收了三五斗》，19世纪中国的农民就没这么幸运，他们直到收完了水稻跑去粜的时候才知道当前的价格。现在就让我们假设当时中国也有了期货交易制度，一位旧毡帽朋友（农民）预感到今年将是个好收成，因此价格看跌，于是他在收割之前五个月就将大米以当前的价格卖出了，他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被他预料事情（大米跌价）所伤害，即回避风险，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描述这个行为，叫做“对冲”。但过了两个月，米价的下跌超过了他的预期，这时他便买入了一份与他同一天交割且数量相同的大米，因为他之前卖出的大米和这回买入的大米完全一样，这时他就已经“平仓”，同时还获取了一笔差价利润。你将发现，这位旧毡帽朋友自己是不是种水稻已经无关了，因为到了货物交割的日期并不需要他自己拿出大米来。这时，他从一个农民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投机客”，他不需要真的去种田就能通过大米交易来获利，但前提是他能预测到行情的走势。现代意义上的投机者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他甚至自己都从来没见过在交易的货物。投机客的存在客观上使得商品行情的波动减小，因为在便宜的时候他买入使得价格上升，贵的时候他又抛出使得价格下降。事实情况也是如此，日本的大米期货交易曾经因为行情波动频繁而被关闭，但关闭的结果就是米价波动得更厉害。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些炒房者，他们所处的位置恰好在古代的商贾和现代的投机客之间，他们奉行的原则仍然是低买高卖，但他们没办法像投机客那样去卖空，他们只能盼着房价上涨然后脱手，但他们同时还拥有很多现代的金融手段，比如他不需要拿所有的钱来博，他可能只需要支付20%的首付，余下的钱让银行出。

　　有了以上的讨论，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投机者给市场带来了什么。炒房者要能获利，靠的是他正确的预见到房价将上涨，在市场上任何商品价格会上涨的唯一理由是：供不应求。让我们来看一下发展商的情况，发展商建房的成本有很多种，有一种成本是发生在房屋建完之后的，这就是销售成本，发展商很喜欢炒房者，因为炒房者给他降低了不少销售成本，让他有时间和资金去建造新楼盘，这在客观上增加了房屋的供应量，使得供不应求的趋势减缓，因为炒房者并不会买房自己住，或租或售他最终要把房交给用户，如果条件适合卖的话，他当然是希望越快越好。炒房者原本是在干好事，但麻烦的是他的行为还有一个副作用，由于各种媒体对炒房者连篇累牍的报道，使得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潜在购买者立刻变成了购买者，因为他们意识到炒房者可能比自己聪明，他们既然意识到房价会涨，那就真的会涨，买涨不买跌，如果我现在出手买的话，那就是买便宜货了，否则将来还要花更多的代价。炒房者的这一副作用又使得需求也增加了，当然这一副作用得以起作用，媒体的功劳是主要的。

　　虽然媒体故意夸大炒房者的作用，但炒房者对房价上涨所起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为什么中国大地近年来房价高涨？那是因为过去五十年来几乎就没建过多少像样的房子，而现在经济发展了，人人都想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因此即使将全球水泥总产量的一半都浇灌在中华大地，仍然不能满足这么多人的居住需求。

　　（作者系铅笔经济研究社理事）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