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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在这片坐落在长江上游号称天府之国的土地上，早在四五千年前，这里的人们就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三星堆文化以及印证了蜀国辉煌的金沙遗址。公元前三世纪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的灌溉、防洪作用。
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吹响了西部大开发的号角，这座２３００年来城址不变、城名不变的文明古城仿佛从一夜间醒来，雄心勃勃地提出了用五年时间把成都建设成为“创业环境最佳、人居环境最优、综合实力最强的中国中西部特大型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
危改工程、畅通工程、沙河整治、东郊工业区结构调整、水环境综合整治等，围绕着实现城市最高发展战略目标，成都开展了浩大、系统的旧城改造工程。
今天，频频闪现的还有“重大决策公示”、“听证”、“信息公开”、“扶困救助备用金”……这些字眼已成为成都在旧城改造环境里一个个聚合人气、深得民意的字眼。
古老的成都重新焕发了活力，这一切似乎与先辈们创造辉煌古蜀文明时的情景有点儿像。在文学爱好者的笔下，成都是迷人的、充满魅力的：浣花溪茂密的芦苇，优雅的鹭鸶；杜甫草堂，武侯祠溪流环绕，竹木葱茏；“熙来攘往，如登春台”的春熙路商业街，全国的街头潮流和品牌都在这里跳动着同一脉搏；傍晚时分的老成都民俗公园，夜幕低垂，灯光亮起，成都老桥老街次第在眼前呈现；窗明几净的英特尔、中芯国际等跨国公司办公大楼，整齐地坐落在市郊不到十公里的高科技开发区内；口感细腻，特色鲜明的火锅，串串香；时尚漂亮的成都女孩；合理规划的马路；整齐布局的商业住宅区；威严高耸的办公大厦；流光异彩的霓虹夜景；绿树掩映、花木丛生的高速公路……
三年来，成都完成了１３．１６万户居民大搬迁；实施改造开工面积８３５万平方米；累计拆除各类危旧房５７７．１４万平方米；实现投资１８１．５７亿元。
静态的数据也许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三年来成都拆除各类危旧房屋的总量与前１１年的总量相当，我们或许能更深刻理解这座城市渴望变革现状的急切心理。
面对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哈耶克的一本书，那本《通往奴役之路》，那本几乎引起了所有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极大争议的大作，在书中哈耶克毫无遮掩地表示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必定导致低效率，他认为只有自由主义才是正道。哈耶克还悲观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的、没有出口的死胡同。
如今，哈耶克的名字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被知晓，他在经济、社会、哲学思考上达到的高度，也被广为认同。然而，三年来成都的巨大变化，从经验和知识等不同层面告诉我，哈耶克的论断，似乎正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童话。
（一）历史·现实
善意的城市规划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可能不曾料想，他们推动政府禁止拆除四合院老房子所做出的努力，甚至被居住其中的市民们看作是富人的傲慢。因为，保存得再完好的古旧建筑，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一家三口居住在１０多平方米的阴暗、潮湿、漏雨的小屋子里的主人的生活质量。
２００４年３月３０日下午，成都武侯祠后院戏台上搭建了一个录制现场，湖南卫视《象形城市》节目专题《问城记》准备询问十个城市，第一站定在了政府作风比较开明的成都。这里邀请了原台北市文化局局长、著名学者龙应台和时任成都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孙平对话。
龙应台在《象形城市》录制一开始就直言她对成都的失望：“和去过的其他城市没有什么区别，拆得非常彻底，不是成都失去了我，而是我失去了成都。”
虽然龙应台同时表达了对成都的热爱，但成都市民们还是忍不住对龙应台的“失望论”产生了激烈回应。嘉宾建筑师刘家锟针锋相对反驳龙的“城市观”，他认为，为了保存美学的表象，不进行旧城改造，而让居民生活在没有马桶、不通煤气、人均住房面积不足３平方米的老宅里，这才是不人道的。
住在成都著名的四合院一条街——宽巷子的住户宋宇光（音）指着一处施工围墙上的图纸对笔者说：“这就是我家房屋改造后的样子，基本上保留了川西民居风格（注：青砖、碧瓦、木头结构的小平房）的原貌。”
当笔者问到经过改造后的宽巷子会不会是一个假古董时，这个面色黝黑的中年汉子反问道：“长城经过了历朝历代的修复，天安门城楼也经过了三次大修，你说它们是真古董还是假古董？”
人们相信历史古迹是留存集体记忆的最好载体之一。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欧洲，建筑物历史超过１００年以上的，一般都被列为文物古迹加以保护，城市建设过程中不能随意更改其原貌。
然而，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不管你是否承认，人有趋利避祸的本能，而现实总比历史更为直接。我们只需问一下自己，空气污染是最直观的污染，我们是不是会因此而放弃车船乃至飞机的便捷、远行的特权？如果我们给出的是一个否定的答案，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求这里的人们放弃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最基本的权利？
我们乐于从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层面来检讨，因为我们比较容易获得道德感的满足，而涉及人性本身的弱点，我们鲜有改良的余地，因为它有可能将我们送上道德感失衡的险途。
（二）个人·国家
十八世纪中叶，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曾经发表过著名的演讲：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没有主人的同意，英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不敢进入这间门槛已经破烂的房子。
多少年来，这个“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典故，让无数奉自由主义为圭臬的西方学者热血沸腾，并进而推衍出私有制对于个人财产权的确立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源动力。
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视野中，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源泉，而财产权是确保实现这些权利的主要工具。人类生命的独特性在于每个人都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存在，人的精神必须在物质世界中找到表达方式，而财产权是表达精神的物质依托。财产权是生命权利的自然延伸，是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基本保障。财产权不仅是财产作为物的权利，更是人作为人支配物的权利，是一项特殊的人权。
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有人认为就否定了财产权，使人们失去了生存的动力和条件，个人自由也因此而失去了保障。人类的正常经济秩序和共同的社会生活是完全无法进行下去的。事实真是这样吗？
有些人在认识上存在着两个盲点：第一，中国并没有否认财产权；第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确保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地维护了社会公正。
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里，早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时代的管仲就提出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战国时期中国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孟子也曾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可见，关于财产权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用上的认识，在中国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传统。
事实上，只要我们不是有意漠视，便会发现中国的国家意识正悄然发生着变化。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即将出台的、作为中国民法典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草案）中，私有财产保护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社会公正应体现为两条正义原则：一是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应该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自由权利；二是差别原则，即如果不得不产生某种不平等的话，这种不平等应有利于境遇最差的人们的最大利益。
《正义论》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对社会平等的强烈诉求，它要求管理者必须以维护社会公正为己任，所出台的每一项公共政策都不得有违社会公正之精神。
家住成都市锦江区林家坡１号住户廖榜蓉（音），丈夫已去世，儿子袁凯（音）在读职高，母子俩靠每月１５０元最低生活保障金及亲友资助艰辛度日，原住房建筑面积仅有２３．２１平方米，系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
去年年初，在该片区拆迁改造中，廖被安置了一套位于皇经楼四组３栋１单元５楼１０号的房屋，建筑面积７０．８１平方米。成都市住房保障中心优先将廖列为扶困救助对象，采取五年一次性廉租租金补贴、扶困救助金冲抵了应补房差款２２１９８．６０元，帮助廖极大地改善了住房条件。
廖榜蓉只是众多获得政府救助的困难户中的一个。从２００２年５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底，成都市在改造中针对不同情况的困难群体，先后发放廉租住房补贴近５００万元，使用扶困救助备用金２０００多万元，帮助了上千户的困难家庭喜迁新居。
通过旧城改造，成都大批长期居住危旧房屋的市民通过拆迁补偿安置，改善了居住条件，从无房户成为了私有住房的拥有者，被拆迁居民的住房面积从拆迁前的人均１０平方米提到２５平方米，户均面积从拆迁前的２９平方米提高到７６．５平方米，住房成套率从拆迁前的３５．６％提高到１００％。
（三）权利·自由
自由是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尺。自由主义学者们认为，“全民族最高利益”、“个体服从集体”等价值观必然导致个人权利的丧失。
西方自由主义的产生，是为了保护一定的个人权利不受王权的侵犯。随着王权的衰落，个人权利一直在逐步扩大，逐渐出现了个人权利被滥用甚至无法控制的现象。到２０世纪后期，西方国家惊讶地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由主义培育出的超强个人，已经让脆弱的社会变得手足无措。几个人，花几千美元买几张机票，就可以发动一场造成人员、经济损失都可能超过珍珠港事件的“战争”；一个不那么难于得到的低污染核弹，就可能将一个大都市化为一座空城。技术的提升，终于令一个质变似魔术般地完成：战争能力从国家军队，无声无息之间，就开始转让给个人。而国家的命脉，日益命若丝弦，牵一发，便全国方寸大乱。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对自由的真谛，思想启蒙运动先驱卢梭曾如是说。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自由的含义在于各方之间的妥协与共识。中国民间有一句谚语：“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只要到成都的大街小巷里走走，看看这里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像抗日战争时期支持前线的军队一样支持政府的旧城改造工程，我们便会发现，那些关于野蛮的拆迁队在中国城市里四处游走的传闻，实际上是我们内心深处长期潜伏的魔咒。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人的５个需要层次：１、生理需要；２、安全需要；３、社交需要；４、尊重需要；５、自我实现需要。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需要是人类内在的、天生的、下意识存在的，而且是按先后顺序发展的。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与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即首先肯定了人的生存权。对于长期生活居住在破旧低洼棚户区的成都老百姓而言，通过旧城改造来提高生活质量，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实现个人自由的现实途径。
人们对美洲印第安人弱势的反省，大多数时候都是停留在政治层面。而当年美洲印第安人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流本身。欧洲移民带来美洲从未有过的病菌，致使对此没有免疫力的印第安人大批死亡。直到今天，交流仍然是环境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每天都在发生类似的故事，就像中国的大豆枯叶病，去年在美国的农田悄悄延伸；就像北美的红火蚁，今年在香港的山坡上，拱出高高的蚁穴。
（四）公平·效率
现代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限制贫富差距扩大，常常向富人征收高达百分之四十、五十，甚至百分之六十的个人所得税，还有一种对巨富征收的“社会团结税”，以免造成社会分裂，维护社会公平。
于是，有人将怀疑的目光投向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以效率为目标的社会制度里，如何能够有效维护社会公平？
公平与效率，到底谁绕谁转？如果说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发生矛盾时公平优先，则肯定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变得越来越弱（这正如中国改革前所产生的问题那样），如果在这个矛盾中选择效率，则会使经济得到增长，但最终也会反过来损害经济的增长，因此公平也必须围绕着效率来进行。
因此，“立足公平，保证效率”的思想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只是前者更具有长远的意义（就像“共同富裕”思想的长远意义那样），而后者则更具有现实的意义与灵活的可操作性。
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为了效率，社会分化开始加剧，但这是提高效率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质是强调中国的改革还会继续进行，不会知难而退。当然，这里的公平是指社会分化不大的“大公平”，而不是个人的“小公平”。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大哲学家老子曾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古老中国关于维护社会公平的朴素而宏大的哲学命题，和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思想，有着同样的价值关怀。
公平与效率，既是和谐社会追求的双重目标，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两个“轮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两者之间会有不同的选择。“立足公平，保证效率”是符合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代西方国家的基本国情的，而对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中国来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则是现时中国通往自由之路的不二选择。
实际上，在人类的价值观中，公平是具有终极关怀的一个追求目标，而效率则是反映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的标志，二者并不相悖。中国政府已然认识到，改革开放前的“共同贫困”实质上是与公平的本质背道而驰的，提高效率、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才是更高层次的公平。
（五）市场·计划
哈耶克认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的。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效率方面的损失，在科学技术远没有发达到使中央计划部门可以准确估计到各种产品或劳务对于不同社会成员在各个时刻和场合下的“效用”之前，中央计划部门是不可能替所有的人作出“生产什么”和“怎样消费”的正确决策的，这样的决策过程会造成很大浪费，也就是说，有相当多的产品将无法实现自身的价值。其次，在生产受到中央计划部门严格控制的体制中，即便消费者有权选择买什么和不买什么，消费品的价格也将是严重扭曲的。
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哈耶克的批判实际上已失去了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计划经济在“有效率的生产”和“有效用的消费”上的局限性。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语境，任何一个政府都都在积极地寻求一种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的经济制度。
如果说三年来成都旧城改造创造出了奇迹，那么这个奇迹绝大部分应归功于市场经济规律在实践中的巧妙运用。
在旧城改造中，当地政府确定了“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总体思路，按照经营城市的理念，走市场化的路子，遵循“统一规划、整体改造、多轮驱动、利益共享”的原则，鼓励各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进行改造。
鼓励各企、事业单位自筹资金进行改造，对不具备经济实力的企、事业单位，由改造业主严格按照有关政策统一组织实施拆迁改造。拆迁腾出的土地按照控规划分为若干片块统一组织拍卖。拍卖收益在扣除片区应公摊的所有费用含道路、绿化、学校等各项公建配套设施费用后，由各地块参与业主根据所提供的地块大小按比例予以分享。实行这一模式，成功地调动了拆迁业主的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多赢格局。
在解决资金“瓶颈”这一难题时，成都市房管部门巧妙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按照“总体授信、项目贷款、专户管理、封闭运行”的操作模式，与多家银行达成了融资协议，成功融通危改资金１５０个亿以上，保证了危旧房改造和拆迁安置资金的需要。
拆迁户无论是选择“货币补偿”还是“产权调换”方式，都可以将想购买的二手房或拆迁安置房，通过成都市住房置业担保公司作抵押申请住房贷款，而且手续简便，速度快，费用低。
具体政策是：“双困户”可申请廉租住房金补贴，按照廉租住房租金差额补贴方式，以５年时间计算补贴金额，一次性支付给安置中的廉租住户，用于冲抵购买安置房屋补差价款；以货币补差方式直接发放给选择货币补偿总额不足８万元的住房“特困户”，即拆迁安置中扶困救助备用金的使用对象。成都市的优惠程度超过了南京市给特困户７．２万元的保底补助。
对市场加以规范，并不一定就是对市场加以限制。成都旧城改造的实践证明，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既是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有效方式，也是提高生产效率的最佳途径。
（六）民主·集中
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等一系列具有普适性的价值理念之上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是推动西方社会迈向文明、富强、繁荣的强大引擎。
美国学者贝淡宁认为，现代民主制度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意味着事事依赖多数人的投票。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健全，离不开特定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历史条件。甘肃一所偏远的小学校曾经公选校长，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得票最多的，竟然是该校负责开水房的一位年过花甲的勤杂工。
人类文明一诞生，就沿着通往自由之路艰辛跋涉。不同的民主，通过不同的政治制度表现出来，指引着人类通往自由之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越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制度，就越具有民主性。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民主是有着明确的利益指向的，它的存在是为某一阶层（集团）利益而服务的。尽管中国的民主制度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就是国家政权诞生于最广大的劳苦大众之中，它所代表的，也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国家意志与创造力，是与这个国家的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休戚相关的，这正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它有着明显的国界，成功的社会科学应能最有效地解答该社会提出的实际问题。社会的不同，问题的不同，使各国的社会科学可以借鉴，却难以照搬。每个社会必须研究自己的问题，必须在符合本国国情的上下文中作文章。
群体的困境，源于个体的困境。大多数时候，我们习惯于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做出判断，而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为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兴奋得满脸通红，却从来不愿睁开眼睛去看看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的巨大变化。如果我们一如既往地用这种惯性思维去审视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恐怕，前面纵为悬崖峭壁，我们也已经回不去了。
回头再看，也许哈耶克的理论在中国大跨步发展的背景下，正日渐成为一个泡影。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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