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人描绘成从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从大寨时代转为互联网时代，这种描绘富有戏剧感，却无助了解真相。即使在全民崇尚经商的时代，中国人也不仅是消费动物。

　　我们的车第二次穿越北京东四的八条胡同时，我深感不安。正是盛夏夜晚，居民们拥挤在胡同的大排档里，喝啤酒、打牌、为家常琐事和国际局势争论，感慨社会之风的堕落……在狭窄的、夜色下才特有的放松感的胡同里，汽车的穿过像是不速之客，人们不情愿地挪动身体，冷漠、厌烦地看着它的经过。

　　我深知被人打扰的不悦。在北京，生活总是轻易地扰乱。一觉醒来，你门口平整的马路已被挖开，经过安定门时，你熟悉的那片民宅突然变成了一片废墟，一阵风吹过，扬起漫天尘土，夜晚十一点时，西直门却仍在堵车——前方突然要施工了……汽车喇叭声，工地打桩声，一直伴随着你，如果你早晨八点钟坐着直升飞机在北京上空巡视，会发现这座林语堂眼中与巴黎并列的世界最迷人的古老都市，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停车场，和一个昼夜不停的工地。她还非常脆弱，一场不大不小的雷阵雨，就可能让全城瘫痪，一场政治会议的召开，就能让当地人怨声载道。

　　我无意描绘所有大城市的通病，但挫折感与焦虑感确是北京日益显著的特征。与这些焦虑相伴随的是那种无法描绘的亢奋。那些纷纷以“财富中心”冠名的钢筋混凝土、落地玻璃窗的大楼表现了这种兴奋感，北京是各种建筑师的实验场，你可以把天安门旁的国家大剧院修成一个巨蛋，可以在一座直线条的高楼上加一中式阁楼，你还可以在交通最拥挤的地段、毫不照顾未来，修建一座新的摩天大楼，将更多的人引向这里。城市里到处是2008年奥运会的标志与口号，就连防火、防盗也似乎与这一体育赛事有关，它像是这座城市的强心剂——所有的紧张、混乱，都可暂时遗忘。

　　两次穿越东四的八条胡同，是为了寻找一家酒吧。我们最终在六条找到了它，紧邻一间公共厕所。没有门牌，要敲门上的铜环，才会有人来开门。北京充满了这些莫名其妙的地方，这城市最时髦的人，喜欢在故宫旁建餐厅，在中南海旁边的小巷里开酒吧。北京充满了历史的碎片与隐喻，如今，它们都毫无障碍地转化成消费主义的工具。

　　酒吧是个小四合院。院子中间有窄下的通道走下去，那是林彪修建的防空洞——那是一个中国人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爆发的年代。房间里挂着革命年代的油画，茶几上陈列着1969年的北京日报，而那四把沙发则是“决策椅”，据说是林彪、彭德怀、陈毅、聂荣榛都喜欢在这里抽烟。房间里那种政治波普气氛扑面而来，因为连酒单上鸡尾酒的名字都是“林彪撞机”、“长征”、“黑猫白猫”，它们分别是蓝色的、红色与黑白混合色的……

　　坐在“决策椅”上，喝“长征”、读“农业学大寨”的新闻报道……在一丝新奇之后，我开始觉得不舒服，这种感觉像是第一次进入香港旧中国银行大楼上的中国会。在被称作资本主义心脏的香港中环，你却突然被毛泽东像章、周恩来黑白照片、和身穿类似1950年代中国警察服装的白色工作服、却说一口粤语的服务生包围了……在走廊上还挂着中国新一代艺术家的作品，主题大多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解构。

　　这种气氛为什么让我不安？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为自己的表现迷惑不解。眼前充满了类似的东西。《时代》杂志的封面上，那些充满了革命年代气息的工农兵被置换成拿着手机、穿超短裙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在发动“新的文化革命”吗；在德国汉堡一条小街上，一家中国人开的面馆上挂着一个留着长辫子的清朝人，嘴巴不雅观的咧开着；在北京七九八艺术家群落里，我不断看到“无产阶级”、“后毛泽东时代”、“革命”这些概念的衍生与再解释；在电视屏幕上，我们不断看到经济学家这样说“中国进行着一场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的变革”……

　　在读亚马蒂亚·森的新书《身份与暴力》时，我才突然意识到那种不安是什么。在伦敦地铁爆炸一周年时，人们发现灾难一年之后，英国社会试图提高穆斯林居民和当地融合度的努力基本宣告失败。森说，人们总是倾向于认定穆斯林管理穆斯林，犹太的社会领袖领导犹太人，它导致的结果是，它只是强调了人们的宗教身份认同感，却没有社会、政治上的认同感。而人的复杂的，他有多重的身份认定，过分强调其中一点、忽略其它，总会导致理解上的单一与粗暴，试图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涵盖它原由的丰富性。

　　即使在千百万人都手握红宝书时，中国人也有不同的隐秘情感；即使在人人经商的时刻，中国人也不仅仅只是消费动物……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要么用6亿无产阶级，或是13亿人的市场，来形容中国，甚至中国人自己都这样看待问题。中国人要么只有政治身份，要么只有经济身份，如果推回到19世纪，那么中国人又只是一个被传统束缚的形象，似乎只有拥有过去，而没有未来……

　　对于单一身份的强调，忽略了文化的韧性和丰富。将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人描绘成从政治人转变为经济人，从大寨时代转变为互联网时代，这种描绘富有戏剧感，却无助于了解真相。中国人一直具有一种足以化解灾难、吸纳新冲击的生命力，在种种巨大的社会变革下，一种始终流动的力量，似乎从未中断过。

　　破旧的胡同旁崭新的高楼，老北京人散步的后海，变成了酒吧的纸醉金迷。周围变化得太快，以至于你不知道该以何种心态来迎接这些改变，广告牌、电视屏幕上，报纸的专栏作家，都在提醒每一个人，如何迅速抛弃昨天，拥抱明天，人们为自己的身份认同而喜悦与焦虑。我们为自己设计出各种新形象，却仍在为那个简单的命题而困扰： “做一个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抱怨了那种简单的身份解读，却不知道如何提供那些足以令人心服的新解读。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