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国杰 北京报道

    富兰克林邓普顿基金集团全球投资总监史蒂文(Stephen Dover)日前造访上海。带着市场关心的一些问题,记者与史蒂文进行了一番交谈。

    记者：最近对全球市场资金流动方向的讨论比较多,请问你对新兴市场的未来走势怎么看？

    史蒂文：事实上,我们更加注重去了解公司,我们与公司做沟通,他们会告诉我们有关他们未来销售、成本以及未来要发生什么的最真实的情况,也帮助我们了解经济走势。我本人无法预测从现在到年底市场是涨还是跌。但总体而言,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着奇迹般高速的发展,并且充满着机会,这是过去500年中从未发生过的。我此次的目的并不是只来中国,我已经去了印度、新加坡,接下来即将前往韩国、俄罗斯和巴西,所以我有机会看到一些不同的市场。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且有很大的机会持续这种状态。

    我个人认为,2000年后全球流动性越来越强,所以各国央行都在采取措施来降低流动性。基于很多资产为追逐高回报而做高风险的投资,因此很可能会产生经济泡沫。新兴市场政府债券与美国联邦政府债券间的利差扩大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在过去5年中,一些投资于新兴市场的投资者,他们承担比较小的风险就获得了很高的回报,而且他们认为投资于新兴市场是非常安全的。我认为市场发展的原因并不是只有为了市场扩张这一个原因。不过历史也显示了,每一个增长后都有一个下降。股票与债券市场都存在风险,因此应当在市场中选择一些风险性相对小的品种进行投资。并且不要期待有非常高的回报。全球市场流动性增强的一个后果是所有的产品价值均被高估,风险性高的产品被高估得更加厉害。

    记者：富兰克林邓普顿对于研究有些什么原则？如何协调全球各地的研究员？

    史蒂文：我们的研究团队做研究的时候会有严谨的程序,同时也有灵活性,他们会根据每个地方不同的文化和公司管理办法进行调整。我们管理不同的基金,会有不同的目标,所以,根据不同的目标,我们会适当调整投资哲学。

    我们始终贯彻拜访上市公司的做法,拜访高层管理者与初级管理者,也与他们的竞争者和顾客进行交流沟通。如果没有各地的研究员,我们就要依靠券商报告和市场数据等,但我们倾向于依赖我们的研究员。所以看一个上市公司的时候,我们更主要看这个公司未来发展是否有催化剂,是否会进入新的领域,是否可以给投资者更高的增长预期和市场忽略的东西。寻找更好的投资组合,需要更好的研究,但是我们不希望在投资组合中对某个公司太过集中,而冒过大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太赞成中国市场对于高风险公司的投资做法,投资这类公司一时之间可能回报很高,但是也可能带来巨大损失。

    记者：你们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估值有什么样的标准要求？

    史蒂文：首先,理论上有用的工具,可能在实践中太理想化。比如,增长率的小变化都会影响估值。我们的确关注市盈率,但我们不看报纸上的市场市盈率,而看我们自己预期的未来市盈率。另外,我们也看净资产回报率,好的公司应该有好的资产回报率,而且具有持续的增长性。我们在中国也关注上市公司的定价能力,很多公司仅仅是在增加生产力,争取市场占有率,而没有提高上市公司的本身质量。我们还要看管理层的质量、经验,以及他们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

    坦率地说,在中国做估值是很困难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研究员非常聪明,对公司了解透彻,但是他们也不一定能够估计出中国的股价是否合理,这主要是因为目前的股权结构尚存在一定问题。对于同一个公司,可能既有A股又有B股,但这两类股票表现出来的估值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中国市场没其他国家表现好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A股太难估值了。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这对于市场是件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