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有许多地方令人流连忘返。那至今壮观的古城墙，别具异彩的八卦街，路旁明清风格的店铺，明清的县衙门，市中的金井楼……都会给你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享受。但无论这些美景如何吸引你，也无论你的行程多么匆忙，千万别忘了去日升昌。这里是晋商票号的起点。中国票号博物馆也设在这里。

　　日升昌在平遥城内西大街路上，门面并不大，也没有今日银行的那种辉煌与霸气。与遍及平遥城内的店铺相比，它也没有什么显著的特色。但就是这么个并不起眼的地方，却开创了在中国历史上极有意义的票号业。

　　在演绎了一段至今令后人仰慕的辉煌历史、把晋商推上其事业的顶峰之后，票号早已烟消云散，但人们永远怀念这位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

　　站在日升昌的门前，人们会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日升昌是中国的第一家票号？这是上帝掷骰子的偶然呢，还是有其必然性？

　　日升昌原来是西裕成颜料铺，其东家姓李。山西历来有发达的丝绸与棉布业，相应地也就有了为之服务的颜料业。当年山西的颜料业占领了全国大半个市场，李家的西裕成是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仅工人就有上千人。其产品远销全国，在京城、天津、沈阳、四川等地均有分号。如果没有雷履泰，也许西裕成不会改为日升昌，雷履泰在西裕成工作是一种偶然，西裕成改为日升昌也是雷履泰的灵机一动。

　　雷履泰当年是西裕成的大掌柜。东家李大全喜好交际，乐于助人，为人慷慨而不拘小节。那年月，商人经商，资金调动全由镖局用小车运送，镖师保驾。但在乾隆后期，社会动荡，盗贼纷起，尤其是白莲教名为起义，实同土匪。许多商人让西裕成李东家帮他们把白银带回家乡。西裕成也需要在总号与分号之间调动资金，就把别人托带的钱留在分号，写个条子让他们回平遥的总号取白银。

　　在东家李大全看来，这是广交朋友，助人为乐，但雷履泰从中看出了商机。既然有这么多人要用这种汇兑的方法把白银运回家，为什么不把它作为一种新商机，通过为别人汇兑银两赚钱呢？他的建议得到东家的支持。于是就由李大全出资30万两白银，雷履泰出资2万两白银，在道光三年(1823年)把西裕成改为日升昌，把以颜料为主业改为经营银两汇兑。这就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票号。从这个过程来看，日升昌的建立的确有偶然性。如果雷履泰不在西裕成工作，如果李东家不助人为乐，或者不听雷履泰的建议，那么，票号的历史就要改写。第一家票号也许是出现在同样富裕的邻县太谷或祁县，也许是在平遥的其他商号。当这一切“如果”没有发生时，第一家票号就定格在西大街上了。

　　按照哲学家的说法，偶然性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背后有必然。票号出现在日升昌是一种偶然，但由晋商最早进入票号业却是一种必然。

　　金融业的发展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金融业。同时也只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有金融业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中金融业最发达的形态票号业是商品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结果。因此，票号的出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发达；二是金融业的发达。在当时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只有晋商。

　　晋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无论是形成的历史还是财富实力，都是十大商帮中首屈一指的。

　　晋商在商业经营中的成功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海内最富,积累了大量财富,山西的富商巨贾不可胜数,他们掌握了巨额资本。第二，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坚持“以义制利”，在海内外获得了崇高的信誉，这种无形资产使晋商在各个领域都获得成功。第三，把商业做到了国内外，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都有分号。这就形成一个广泛的商业网。第四，在经商过程中出现了一批有眼光、有胆识、有开拓精神而又精通商业经营的人才。这些人才既包括作为出资人的东家，也包括作为经理人的掌柜和员工。第五，在长期经商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如通过股份制的资本合作，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成熟的管理与财务制度，各商号之间的合作制度等。这些正是晋商发展金融业的商业经济基础。

　　应该说在十大商帮中有如此成功之商业者也不仅仅是晋商，起码徽商在商业中的成功也不亚于晋商。为什么票号出现于晋商而没有出现于徽商呢？这就要看看封建社会中金融业发展的状况以及晋商在这一行业中的地位了。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融业就出现了。古代社会中的高利贷就是最早的金融业。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票号出现之前，金融业包括典当、印局、钱庄和账局。

　　典当从事抵押贷款，产生于南北朝时的寺庙中。印局从事短期高利贷活动(俗称印子钱)，产生于明末清初，是以城市居民为对象的小额贷款。钱庄主要从事货币兑换(白银与铜钱，以及不同成色的银子兑换)，也从事存贷款业务，产生于明代后期。账局从事存贷款和商业清算业务，产生于雍乾年间。第一家有记载的账局是乾隆之年(1736年)由山西汾阳人在张家口开设的祥永发账局。

　　早在明清之际，晋商就从事金融活动，而且最为发达。以当铺为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当铺共7695家，其中山西办的1281家，仅次于直隶，居全国第二。到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人的当铺已达2602家，位居全国之首，占全国的26%。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山西人的当铺已达5175家。明代时徽商在典当业中曾超过晋商，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晋商已取代徽商。在印局、钱庄中，山西人的实力也最大。账局最早为山西人所办，到咸丰三年(1853年)，在京师的268家账局中，山西人占了210家。山西人在金融业中的领先地位决定了票号只能在晋商中出现。票号出现并不是替代其他金融业，而是把金融业推上一个新阶段。

　　游山西的人对票号肯定都有兴趣。现在就让我们进入日升昌，一步一步深入地了解票号。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