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证券日报】 【作者：秦炜】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我国法学界泰斗江平日前在“信托业发展与风险防范高层研讨会”上发言时说，信托是当今世界上一个非常好的理财(相关:证券 财经)工具，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的信托制度能够成功，一是基于信托自由，一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或者说信托是一个建立在高度自由和高度信用基础上的产物，说它是一个高度自由的产物，是因为它完全遵循契约安排、合同安排，在西方国家，英国堪称信托制度的鼻祖，它的信托就是双方自由的安排，没有国家的干预，当然它更重要是建立在高度信任基础上，为什么叫信托，就是基于“信”而“托”。

遗憾的是这两个条件现在在中国都欠缺，第一个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还缺乏必要的自由，尤其是在信托这个机制上，缺乏自由就不能够搞多品种，缺乏信用就不可能搞大，因为你没信用，别人就不敢拿更多的钱交给你来管，所以信托在中国要发达，必须要这两个东西，一个是信托领域要有比较大的市场的自由，第二个是必须有更多的信用。

　　江平指出，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确实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一方面经济要自由，要求国家要尽量少干预，但另一方面市场要有秩序，又需要国家更多的干预，这是现在中国经济领域最大的矛盾，自由机制应该国家尽量少干预，而秩序要更多的干预，这两个影响中国市场的最根本的问题都完全浸透在信托产业里面，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土壤里，一来缺乏制度，二来商业贿赂横行，完善法律制度是一个方面，但市场环境、市场机制也很重要。

　　江平认为，解决中国信托发展所需要的“自由”诉求，关键是完善信托制度安排。

　　首先，必须解决信托活动合法与非法的界限问题。英国的信托制度一开始就是规避法律的，或者说从英国的制度来说信托制度是完全单独的一套，它作为衡平法的这一套制度，跟普通法没有什么区别，甚至通过信托制度合理避税都是合法的，但这个问题在中国是绝对不行的，信托法上有一条，如果信托的目的违反了法律、法规就是违法的。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如果不加限制，人们就完全以信托这种形式掩盖非法动机，如偷税漏税，企业之间的信贷，破产的时候逃避财产，还有逃避外汇管制。但让制度管得太死的话，显然又限制了我们信托品种的扩大，所以这是比较难做取舍的一个问题，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不加以干预也不行，但是哪些地方应该加以干预，哪些地方不应该加以限制？这个问题无论从法律，或者解释法律上需要加以完善，至少有两条要明确，第一个以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违法为目的不能做，因为原来信托机制有一个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本身就基本上确定了你不能够轻易逾越这个制度，符合这个制度而说它违反了这么一个安排，比如通过信托的方式搞一个企业的融资，显然违反了企业之间的禁止商业信贷的法规。日本近十几年处理信托违法的案例只有一个，就是用信托的制度为破产逃避了财产，把自己的财产通过这个逃避。在日本、西方国家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外汇管制，没有禁止企业之间借贷，如果我们在法律上有明确的东西，做了制度安排，就已经不能认为是变相规避法律，如果你认为法律上不合适，可通过法律来完善，例如税收上完善制度，你给了免税就不能再说它偷税漏税了，信托制度完善更多地应该是追求合理，企业之间禁止借贷应该逐渐放宽，原来的公司法里面不准募集，信托制度本身应该适应放宽的趋势。

　　第二，合不合法谁来解释也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让监管部门自己来解释这样的东西就是违法的，这个东西就是无效的，从法律角度来说如果确认一种行为的有效无效，从法律上的解释，或者更合乎法律层面来说，要不然的话我们多个监管部门，保监会说这样，银监会说那样，说这个是违法，那个是违法，这样的话从法律执行的角度来说还不够完善。

　　从自由的角度来说，中国不能够完全没有监管，因为市场秩序本身就是这样，本来就是相当混乱，有的地方不太管，或管的不严，违法就比较多一点。

　　江平认为，我们应更多从机制上减少风险，他主张一要展开信托财产登记，资金信托没法登记了，在资金这一部分应强化托管机构，让托管银行进行必要的监督，就像我们公益机构必须有一个监管机构，在这个意义上监管是从法律制度上设立的安排。二要完善信托的制度体系。他认为信托法的完善取决于三个支柱，一是信托法，私法。二是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公法。三是税收政策。现在通过一个法律还很难，国务院还是应该有一个正式的有关信托业的管理条例。有这三个制度，才能让信托法法律制度真正的完善。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是我国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证券法、信托法、行政诉讼法等多部法律的重要起草者。“一个国家的信托制度能够成功，一是基于信托自由，一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 信托是一个建立在高度自由和高度信用基础上的产物”。江平的话语掷地有声，直中要害。“自由”、“信用”，又岂止是信托业发展的基石？我们国家整个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何尝不在呼唤着这两样东西！

(责任编辑：陈晓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