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消费潜力转化为消费能力，是中国政府急需做的事情

　　作为一名中国经济的研究者，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对中国居民的消费表示了很大的担忧。罗奇认为，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低，在中国目前连续几年出现高投资的情况下，低消费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麻烦。

　　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上半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371亿元人民币（约5296.4亿美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上半年中国进出口总额7957.4亿美元，增长23.4%，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448亿元人民币（约4556亿美元），同比增长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4%，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

　　显然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投资和进出口的增长仍然是主要的，与发达国家消费占GDP比重70%以上的比例相比，消费表现的还是偏低。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宋国青新闻,宋国青说吧)教授介绍，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

　　消费潜力远远大于消费能力

　　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中国居民有15.3万亿元的存款在银行放着。“如果把这些钱用于社会消费中，那么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最少是现在的三倍。”宋国青教授说。

　　宋国青介绍，虽然居民的收入这两年都有一定增加，但由于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社会安全网建设滞后且覆盖面低，使得中国居民对以后的生活有种不顾安全感。工作是否稳定？能否老有所养？挣的钱能否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开支？比如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等，这些后顾之忧，使得中国居民即使家庭总收入涨了，人们也不愿增加太多消费。

　　国家统计局高级经济师姚景源(姚景源新闻,姚景源说吧)也认为，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很大，而且过去长期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消费潜力。

　　姚景源说，1998年中国共有10000部手机，当时预计到2000年，中国手机用户为80万。结果到2000年，中国拥有了8700多万部手机，比预计的增加了100倍。在2005年，中国拥有了3亿9千多万部手机，大大超过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预计。

　　目前，中国共有三十九个工业大类，排名第一的不是钢铁，而是以手机为核心的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可见，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的增长是不可预见的。

　　这是姚景源在6月份浙江省商界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表达的观点。

　　姚景源建议，企业应该高度重视研究人们的消费行为。因为在未来五年，适应消费结构升值的产业，将成为投资新热点。

　　消费受制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但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削弱了消费增长动力。” 太平洋证券研发部研究员徐林说。徐林认为，虽然中国居民消费潜力很大，但由于目前居民的消费受制于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增速只会是很温和的徘徊。

　　徐林介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状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收入的迅猛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另一个是相对增速较慢的居民收入内部还存在分配不均衡。这两个方面直接削弱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

　　徐林介绍，1998年以后财政收入以20%的速度持续增加，到2005年，财政收入达31649.29亿元，占GDP比重17.4%。

　　在政府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企业收入占比稳定在14%左右，也就是说，政府收入快速增长大大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速，导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持续多年低于GDP增速。

　　更为重要的是，增速相对较慢的居民收入增速还存在内部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一方面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衡程度扩大，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目前占全国40%多一点的城镇人口，获取了全国近70%的收入，而占全国近60%的农村人口仅获取全国30%的收入。另一方面则是，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

　　“这种现象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徐林说。

　　太平洋证券研发部研究员姜德增认为，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源。

　　姜德增介绍，既有的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和政绩观，使得政府官员必须靠出ＧＤＰ赢得升迁。然而，作为拉动GDP的三驾马车，消费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居民手中，净出口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国外消费者和国内企业手中，政府想在这两方面产生大的影响较难。但是投资不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引导、拉动、调节ＧＤＰ的增长，因而政府官员天然地有着参与投资的积极性。

　　这几年的经济发展表明，房地产业的投资既充当了本轮经济增长的引擎，又为政府赢得更高的收入增长提供了可能。目前，地方政府仍然牢牢地掌控着作为房地产业核心要素的土地。政府通过出售土地，直接获得了大笔收入。

　　“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政府收入的快速增长，却没有相应地提高居民收入。” 姜德增说。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又实行了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使得老百姓看病、接受教育、住房由福利性的公费变为了自费。于是出于对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支出的考虑，居民强化了储蓄动机，较大程度地减弱了居民的消费动力。

　　对此，中国社科院易宪容教授表示了相同的观点。易宪容表示，近几年来，财政呈2倍于GDP增速的方式增加，财政有大部分钱投入到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中，这是老百姓收入增长缓慢的一个原因。

　　中国存在三种消费阶层

　　国家统计局主管的中国国情研究会不久前发布了《2006中国生活报告》，该报告调查了北京、上海和广州、西安、成都等10座大城市共5126名消费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有三个消费阶层。第一阶层，是那些年收入在8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钱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钱该花在哪里。第二阶层是都市工薪阶层，他们处于从讲究消费数量向讲究消费质量转变的阶段。末端的第三消费阶层则是指低收入群体，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想买但却没有钱”，属于清贫型的消费阶层。

　　第一阶层人口占15%；第二阶层人口占80%，它们构成了中国消费世界的主流。

　　中国国情研究会秘书长张仲梁介绍，高收入支持的消费群体正处在从国内富裕型家庭向国际中等水平冲击、跨越的阶段，是国内消费水平、消费特点与国际消费衔接，并起示范作用的先导力量。时尚、品牌、品位、格调、流行、个性、身份、圈子，这些因素是影响第一阶层的主要消费因素。

　　而中等收入支持的第二阶层消费群体正处于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讲求消费数量向讲求消费质量转变的阶段。住宅、教育、旅游是这个群体的消费主题。

　　张仲梁认为，第一阶层也许能代表未来，但在中国，真正能说明现在的是第二阶层的人们，他们是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消费生活其实是今日中国最为真实的写照。

　　很显然，中国和许多国家一样，存在着不同消费需求、能力和愿望交差并存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收入较高、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出现了高档奢侈品消费过热，另一方面，贫困群体和落后地区群众出现了除满足温饱之外再无其他额外消费能力，再就是处于多数人群的中间阶层受住房、子女上学等因素的影响，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之外，才敢考虑享受型的消费。

　　通过增加收入打开国内消费的大门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缩小存在的贫富差距，增加居民收入。

　　姜德增研究员认为，从中国政府的改革主旨看，其实这一改革的主要目的还是在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上。

　　贫富差距不只是中国，任何国家都存在的现象，既然贫富差距目前还不可改变，那么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让他们有能力消费，显然是一种比较好的做法。而居民收入的增加也可以将积存的消费潜力转化为消费能力，这是中国急需要做的事情。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想方设法扩大内需，提高国内消费比例，取得了一定成效。

　　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又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同时，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突出的位置，完善对困难地区、困难行业和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制度。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所有制的中小企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继续扩大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标准。

　　2006年7月1日开始,中国公务员开始实行新的工资制度,这是中国第四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前三次分别是在1956、1985和1993年，每次都提高了国家财政支付报酬的人员的工资。这次公务员工资改革，适当向基层倾斜，进一步加强工资的激励作用。国公务员队伍60%在县以下基层单位，92%是科级以下人员。新的工资制度规定：加大低职务对应级别数，使低职务公务员有充分的晋升空间；实行级别与工资等待遇适当挂钩，使基层机关因机构规格和领导职数限制没有晋升职务机会的公务员也能提高待遇。向艰苦边远地区倾斜。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扩大实施范围，提高津贴标准，增加津贴类别，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这对于扶持艰苦边远地区公务员提高工资收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有着重要作用。

　　此外，近几年来，中央财政较大幅度增加了低保补助，由2000年的8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12亿元，覆盖人数由2000年的400多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2200多万人，目前已趋于稳定。中国政府决定，2006年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助水平比2005年要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姜德增介绍，政府只要将财政更多的投入到公共领域，完善各种保障机制，并通过各项政策调整居民与居民、居民与政府间的收入分配格局，就有可能真正调动居民消费热情，提升居民消费潜力，从而促成居民消费更快地增长。从而也就可以改变中国目前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北京周报 兰辛珍）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