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有关学者的总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都普遍地信奉“发展主义”的理念，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目标。应当说，这是对传统“国家”概念的一个重大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所扮演的角色。但这种突破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此国家非彼国家

　　人为什么要国家？国家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是政治的、城邦的动物，个人的完善只有在城邦生活中才有可能。这句话有点费解，托马斯·阿奎那在《论君主政治》第一篇中的一段论述，或可帮助人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意思：

　　“如果人的目的是要到存在于人的本身的任何完美状态中去寻找，管理一个社会的最终目的就在于获得这种完美状态并在获得以后妥加维护。假使一个个人的或社会的这种目的是生命和身体的健康，医生就会操支配之权。另一方面，假使目的在于取得丰裕的财富，社会的管理工作就可以放心地交给经济学家。假使目的是了解真理，则负有指导社会之责的君主就应该尽到教授的义务。但一个社会之所以聚集在一起，目的在于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因此，“国王的职责是公正无私地治理他的臣民”。在汉代著名的盐铁之论中，代表儒家的贤良文学也开宗明义地说：“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

　　看起来，不管是中西，在近代之前，人们都普遍认为，国家乃是为了人的完善而追求某种政治或伦理目标的共同体，国家应当追求正义，为人民的道德完善创造条件。当然，在任何时代，大多数普通人都要通过某种赢利活动维持生存，国王，甚至教士也不是圣贤，同样可能贪婪地追求财富。但在当时，国家本身却并没有想到“发展”。一个民族可能通过殖民活动掠夺其他民族，君主会掠夺他的臣民，而明智的统治者也可能会重新分配土地。但这一切都是财富的再分配与转移，在国家的视野里只有财政问题，没有经济问题。

　　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及技术变革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点。经济问题第一次进入君主和议会的视野。因为，日益繁荣的贸易让贸易成为一个战略武器，战争的胜负也取决于本国的工业力量，总之，国家的实力主要来自于“经济力量”。于是，与现代民族国家一道，出现了“国家经济政策”。重商主义就是种种经济政策的大杂烩。

　　不过，总的来说，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宪政制度比较成熟而稳固的英美，经济增长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的支配性目标。仅就这一点而言，在现代世界，这些国家反而似乎带有某种古典色彩。倒是在后发国家，尤其是在东亚一些国家，形成了一种“发展的迷信”。

　　《联邦党人文集》开宗明义即指出，“时常有人指出，似乎有以下的重要问题留待我国人民用他们的行为和范例来求得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在美国建国者看来，美国人面临的根本挑战是设计一个良好的政体。而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却是这样说的：“‘新秩序’应该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地位。”韩国的朴正熙也说：“今天我国面临的不安和混乱，全部来自赤贫状态。从贫困中摆脱出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最优先的课题。民主主义的健全发展也好，福利国家的建设也好，归根结底在于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

　　为什么会有如此明显的差异？

　　增长喧宾夺主？

　　也许是因为，东亚国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本身就预设了先进与落后，面对西方的繁荣与强大，焦虑的后发国家精英们马上就得出了本国“落后”的结论。但是，文化很难改变，政治变革也比较艰难，最有可能发展，并且实现追赶的领域是经济。借助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组织知识，后发国家可以在经济领域实现赶超式的发展。在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上，这种经济发展本身也为国家实现强大提供物质基础。

　　那些研究发展型国家的学者也提出了另一个解释。按照理查德·多纳等人的观点，发展型国家是后发国家政治领导者在面临强大政治环境压力下找到的一种确保其权力正当性的方案。这种政治环境压力来自三个方面：大众生活水平的下降可能引发失控的群众运动，威胁政权稳定；保障国家安全需要寻求国际贸易和战争物资的支持；政府财政匮乏可能导致预算紧缩。这三者互动形成一种“制度性脆弱”，而解决的直接方案就是发展经济。

　　不管怎样，在后发国家，国家把经济发展当作了自己的使命，不遗余力地推动高积累和工业化，把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的高增长上。当然，这些发展型国家也拥有有效推行必要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能力，因为，这些国家普遍建立了一种威权主义政府，它们用经济增长业绩来提供和扩大其政治合法性。

　　于是，发展经济差不多成为国家唯一目的，国家成为一台经济增长机器。国家制定计划，国家建立企业，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影响私人企业，国家也通过种种方式，把社会各个群体整合进增长机制中。国家甚至为了发展不惜牺牲其他价值，为了效率而牺牲正义。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描述了一种发展观：为了发展，国家必须硬起心肠，拒绝某些当下的诱惑，这包括：建立社会安全网以保护极端贫穷的人，为一般民众提供社会服务，处理民众实际困难时背离规章条例，“过早地”提倡政治权利、公民权利以及民主这样的“奢侈品”。这些东西也许是重要的，但只能，且必须在经济发展带来充足的成果之后再加以考虑。在此之前考虑，是天真的，不合时宜的。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过的一句话可以作为这段话的一个注脚：“今后两年内绝对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罢工，煽动罢工者将被逮捕。为吸引外资，必须建立适合其状况的国内环境。如果没有产业，我们将彻底崩溃。”

　　阿玛蒂亚·森当然反对这样的国家，他那本书的主题就是：发展的主要内容应当是扩展自由。事实上，设想一下，如果亚里士多德、董仲舒、托马斯·阿奎那重生，他们会承认这些发展型国家是真正的国家吗？就像圣·托马斯所说：假使管理一个社会的目的在于取得丰裕的财富，干吗还需要政治家和政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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