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永利村来说，贫穷一点都不陌生。就像玉米生长、黄豆落地一样自然。很长时间，它就是一个醒目的标记，贴在这个村子665户人家的大门上。

　　但是，1996年，一个从俄罗斯回来的农民带着金钱和希望，突然出现在永利村。此后十年，每年都有数千人沿着他的步伐闯进俄罗斯，然后再带回大把的现金。所有人的命运，从这一年开始改变。

　　在普遍贫困的黑龙江农村，大量闲散的劳动力曾经令政府苦恼不已。而在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621.59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仅1人，广袤肥沃的土地却没人愿意去耕种。十年来，农民们像蚂蚁一样，孜孜不倦的往返于中俄两地。而给他们带来收益的产业，是一种最原始的技术——种菜。

　　他们曾经只是普通农民，靠种地为生。但现在，他们是俄罗斯的工人、技术员，甚至老板。在家乡哈尔滨，他们只有很少的土地可以耕种——甚至不足够喂饱一个庞大的家庭。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他们已经掌控了当地90％的蔬菜市场，把每公斤黄瓜的价格从人民币60元降到了1.6元。

　　还远不止于此，他们组成了远东最大的劳务团体，分布在森林采伐、农业种植、养殖、建筑、加工等行业。但现在，这些踊跃的中国人，正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争议。

　　一个星期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公告说，俄罗斯正面临严重的人口短缺问题，必须扩大吸收外国劳动力。但另外一些人则担心中国人正在填补远东人口的空白，惊呼“远东不保”。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中国农民进军俄罗斯的脚步。今年的整个夏季，永利村9个屯都是空空荡荡。留守的妇人说，冬天，他们就回来了。

　　开拓者的轨迹

　　李树铭，就是那个改变永利村命运的人。在哈尔滨宾县，他现在是名人，俄罗斯大老板。在永利村，人们称他是“英雄”。而十年前，他只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农民。

　　高中毕业之后，李树铭回家务农，接着第一个在村里搞起了蔬菜大棚。1994年，乡政府以公家名义，组织一批农民前往俄罗斯种菜，他被聘为技术员陪同。在俄罗斯两年，民间流传，李树铭在当地学会了俄罗斯语言，混熟了人脉。

　　因此，当1996年他回到永利村时，身份已经变成老板——敏感的李树铭注意到了边境线两端的不同，更抓住了机会。

　　当时的远东地区，只是俄罗斯的“经济孤岛”——苏联的解体是一场未能预知的突变，国家财政计划供给丧失殆尽，习惯了国家订单的远东地区，只擅长原料采掘和国防工业，农业和轻工业是巨人的跛足，大量土地被闲置，甚至粮食都需要从遥远的西部调入。这里是全俄物价最高的地区，蔬菜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

　　而在李树铭的家乡永利村，村民人均5亩地，一亩玉米年收成大约300元，一亩黄豆则是250元左右，一家农户拥有的土地，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家庭的需求。“现在，新生的小孩都没有土地可以分了。”贺家屯屯长刘景斌说，人口飞速膨胀导致人均土地减少，年收入也相应减少。而那些大棚里的蔬菜，在中国没人稀罕，利薄得很。

　　但李树铭知道，寒冷的远东需要蔬菜，而大棚种植技术和优良的蔬菜品种是中国人手里的本钱。他回家之后，忙于筹资以及招人。在俄罗斯，他已经谈好了蔬菜大棚合同。

　　资金他很快办妥，而说服周围的农民前往俄罗斯并不难——中国农村熟人社会的规则是人情和血缘。在永利村贺家屯，李树铭的父母和房子就是村民对这个新老板的信任。李树铭说，他负责来回全部路费以及手续费，到了俄罗斯，包吃包住。每年10月，工人可以全部返回黑龙江。

　　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邀请。永利村村支书张世和说，如果在国内打工，路费得自己掏，还不敢保证年底能拿到薪水。而家乡人李树铭的承诺，对于当地村民来说，是一支定心针。

　　从1996年至2005年，他一共从村里带走11个生产组。李树铭卖掉了乡下的大房子，在宾县县城买了更大的公寓，供着父母和妻儿。在他的带动之下，贺家屯最早前往俄罗斯的菜农，如今几乎都成了老板。

　　这种激励性的故事流传多年。人们说，只要能弄到人，在俄罗斯都能当老板。但几乎很少有人弄清楚，一个农民从哈尔滨出发，最后抵达俄罗斯的大棚，究竟要经过多少工序？

　　劳动大军的步伐

　　每年3月，是李洪涛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他是宾县劳动力转移办公室的副主任。但他同时兼具另一个身份——经纪人。

　　2006年，整个宾县前往俄罗斯的农民大约6000人。而经由李洪涛办理的，占去三分之二。在俄罗斯拥有蔬菜大棚的老板，绝大多数通过李洪涛来招工。因为，他在俄罗斯拥有旁人不及的人脉资源。

　　按照早已形成的规则，所有工人前往俄罗斯的费用都由老板承担。每一名工人的费用大概在9000元左右。这包括护照签证等手续费2000余元，来回路费2000余元。而最多的部分则是隐秘的疏通费——每一名工人就需4000余元。

　　“在俄罗斯，没有强大的人脉资源，关系并不一定能打通。”李洪涛说。虽然俄罗斯政府欢迎中国劳动力进入当地，但在政策执行方面，中国老板仍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种菜的老板大约70％都来自哈尔滨宾县。宾县大小老板在俄总共经营近2000个蔬菜大棚。每年的4月至10月，是当地种植蔬菜的季节。因此年关一过，老板们都集聚至宾县招工。

　　基本上，农民们投靠的老板都是同乡或者同村，这源于他们最基本的信任。他们可以在李洪涛那里报名，也可以直接跟老板接洽。但不管怎样，只要报了名，就只需在家等着坐火车。其他的一切事务都由经纪人或者老板办理。

　　在哈尔滨乃至黑龙江，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政府开展了各项培训班，将剩余劳动力向日本、韩国等地输出，去俄罗斯仍然是农民最好的选择——不需额外的花费，不需要专门的技术，而且老板还是中国人。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放弃这项工作。

　　5000公里之外的生活

　　对于前往俄罗斯的劳动大军来说，每年的10月是返乡高潮。工人们可以选择返回国内，也可以留守在俄罗斯，工资照发，但这意味着你整个冬天将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无所事事。

　　李洪涛说，绝大多数人都选择回家过年。但是次年再招工时，大约30％的人不会再继续报名。“有的是不能吃苦，有的是回家种地。”李洪涛称这些农民为“掉队”的人。

　　44岁的张红涛是“掉队人”之一。2004年，坐了5天火车，他随着劳动大军去了俄罗斯的秋明市。一个工人大约负责两个半的大棚。他当时的身份是队长，手底下还有几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不工作。工作不是重体力活，但非常琐碎。每天早上5点起床，要在大棚里干到晚上11点。除去三顿饭，工作时间依然高达15个小时左右。

　　没有周末。在整个繁忙的季节，他们守着黄瓜或者西红柿将近半年。一般不允许外出，生活围绕着大棚和宿舍展开。如果工人里有一对夫妇，老板会单独隔出一间宿舍。剩下的工人，睡在一个大房间的通铺。

　　张红涛的薪水是月薪800。现在，工人的工资已经涨到1200左右。而收入最低的老板一年就可以赚到十万以上。李洪涛说，中国老板在当地都很有钱，平均年收入都在百万以上。这是部分工人继续工作的梦想——有朝一日当老板赚大钱。

　　张红涛说，生活条件可以忍受，但另外一种情绪却让他很难受。

　　在俄罗斯，中国人以吃苦耐劳、愿干脏活著称。在他们眼里，俄罗斯人有些懒惰。“每天干完两个小时，赚够当天的伏特加酒钱，就不想干了。”李洪涛说。他的感觉是，俄罗斯人“认为中国人都非常穷”。

　　体会更深的，“警察总是在街头任意盘查中国人的护照，或是出其不意搜查中国人聚居的宿舍。有的警察还借机敲诈。”

　　不过，这种局面正在得到俄罗斯政府的控制。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修正案，确认移民局的权力，使他们有法可依，更有利于外部力量的监督。

　　但张红涛还是放弃了今年的俄罗斯之行。他已经承租了40亩土地，他用在俄罗斯赚取的血汗钱盖了新房，置办了家电，安心在家种地。

　　俄罗斯的艰难抉择

　　事实上，十年来的劳动大军已经证明，向俄罗斯转移剩余劳动力，对双方都有利可图。

　　据商务部统计，2005年中国向俄输出劳工1.8万人。他们大多数集中在劳动力紧缺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尤其是滨海边疆区和伊尔库茨克州。

　　人力资源不足，已经影响了远东地区的开发——过去15年，当地人口减少了130万。根据俄政府2002年批准实施的远东纲要，一大批基础项目和市建工程将陆续上马，到2010年将新增就业岗位60万个。俄政府认为，从国外（包括中国）有计划的引进劳动力，是缓解人口危机的重要手段，也可以促进远东地区的发展。

　　但这种观点遭到俄罗斯部分学者的反驳。他们担心，中国人一旦将收益带走，当地将陷入萧条。他们更关注的是，如果中国人力继续保持这种扩张，有可能使俄罗斯失去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而争论的另一方认为担心毫无必要。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叶弗格尼·亚西说，目前在俄的中国人只有10万，且多数中国人只是暂居做生意，对俄没任何威胁。更何况，近期普京批准了“使侨胞自愿移居俄罗斯计划”，未来五年俄政府将资助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移民几十万人，而“侨胞”主体将是与俄保持联系的独联体国家居民。

　　不过，目前俄罗斯的地方官员们管不了这么多——要复苏经济，他们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已经不仅是远东地区的问题。两个星期前，俄中部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官员称，他们需要来自中国北方的农业劳动力耕种10万公顷废弃的肥沃土地。

　　这一切争论，与永利村关系已不大。或者说，他们根本不在乎。

　　这个夏天，整个宾县的农村都在修路。那些从俄罗斯带回来的现金，已经刺激了当地经济好几年。在贺家屯，刘景斌说，再等20天，老板们就都回来了。就在李树铭家老宅的旁边，好几栋新房正在修盖中。白墙红顶，分外抢眼。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