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调控在宏观调控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一个月前，几大国际投行的分析师都预测，行政调控可能会在宏观调控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现在，这一预言已经成为现实。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发文，要求各地全面清理今年新开工项目，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都在被清理之内。

　　一切跟两年前似乎并无不同。也是投资增速居高不下，也是一场自上而下轰轰烈烈的清理行动。不过，从那一次清理的结果来看，最终只有大约4%的项目被叫停，大部分项目顺利过关，或者只是延期开工而已。不知道这一次结果究竟会如何？根据发改委的计划，大约到九月份，清理结果就会公之于众。

　　所有人都预期行政调控会升级，但是几乎大部分人都对行政调控的效果持怀疑态度，而且结果也往往并不出乎预料。这真是一个怪圈。似乎在经济过热风险来临之时，很多人都期望能够有一种速战速决的方式，可以消弭风险于无形。他们会强调，依照市场的逻辑开方抓药，未必适合中国这个转型经济的体征。问题在于，事实却让他们陷入更大的困惑，市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体真的无效吗？

　　今年上半年，中国投资增速达到31.3%，不过却有16个省份的投资增长速度超过了这个平均数，甚至其中有12个省份的增速在38%以上。中央对于经济过热的担忧，在地方看来甚至是对建设热情的打压。而且，地方总有足够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增长有着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看看投资增长排名吧。吉林以55.6%的增速排名第一。不过吉林可以说自己身处东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然会有大量的项目上马。中部的安徽位居第二，增速54.1%。但是安徽省统计局的分析认为，这种增长带有“恢复性和补缺性”，这样河南排名第三就更有理由了。内蒙古在过去几年中投资增长一度排名全国第一。作为西部开发的一分子，增速比全国平均速度高，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地方选择更高更快的增长都有合理性。在就业压力、收入增长和社会稳定等多重目标的影响下，低增速常常意味着更大的麻烦。没有一个地方会把全国一盘棋作为政策选择的基础。

　　问题在于，在控制地方投资方面，政策宣示固然没有太多的效力，市场调控也往往受制于地方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和影响力。这也使得类似于八府巡按式的“钦差大臣”重新走上前台。无论是设置九大区的土地督察还是11个环境督察，实际上表明中央对地方的自律已经没有太大的信心，而把希望寄托于中央自己派出去的官员。

　　更直接的方式当然是行政调控，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层层施压，通过直接砍项目的方式把投资增长速度降下来。毋庸置疑，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收到明显的效果。但是，如果支持地方官员热衷于大项目大投资的土壤没有变化，一旦急风暴雨式的调控过去，一切还将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值得研究的倒是，为什么东部的投资会出现下降的趋势？今年上半年，东部投资下降2.35%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比例，与其认为东部开始更多的重视效益，不如说东部的投资土壤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一个最直接的观察是，东部可开发的土地资源已经不多，甚至早就用尽了规划中应该孙子辈使用的土地，环境负载也早已超过可以承受的最大限度，加之劳动力成本上升，再要大上项目，恐怕不是地方不想，而是实在无力可为。

　　或者可以说，过去东部以廉价土地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长已到极限，土地成本正回归其反映市场价格的水平，因为对环保的强调和重视，环境代价也已进入投资和开发成本，这使得在东部的很多投资都已不再划算。不过显然还有更广大的区域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到这样的压力，高能耗项目在一些地方仍然大行其道。

　　我们可以找到的合理解释是，无论是西部开发或者东北振兴，在地方利益驱使下，一些地方都提供了优惠的政策，有些优惠早已超出中央政府许可的边界。在很多地方，环境损害和土地成本都被政府部门有意弱化，而资源产品的价格仍未反映其稀缺程度，如果再考虑到低廉的资金成本，投资高涨几乎是无可遏制的。

　　结论是，在这样一个投资生态圈里，市场的影子无处不在。行政之手挤占了太多的市场空间，我们却常常以转型经济的特殊性为由，轻易地否认市场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以更加市场的方式逐渐消解这种特殊性，我们就无法摆脱这种宏观调控的怪圈。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