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超过10％，而且信贷也呈现出高速增长，尽管有的经济学家对于统计数字的准确性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紧缩仍然成为了关注点。当然，过热与否之后的关键问题在于，人们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走势仍然感到不确定性，而这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紧密相关。

　　以上问题亦成为国际视野的焦点。为此，本期特别刊发美国重要的智库机构——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对中国经济的解析。

　　其中弗雷德·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是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1977年至1981年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assistant secretary），1980至1981年间曾担任过财政部货币政策方面的副部长（undersecretary）。伯格斯坦的观点多次出现于美国主流媒体和国会听证会，被称为“被引用最多的智囊团”。在“全球前50位推动市场的人”中，伯格斯坦排名第37位（格林斯潘位居第一）。其关于中美经济的观点在全球广受关注。

　　季北慈（Bates Gill）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讲座主任。季北慈博士曾在布鲁金斯学会担当研究国外政策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该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Lardy）为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同时也被认为是世界顶级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之一。拉迪博士于1995年至2003年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任外交政策研究项目（Foreign Policy Studies Program）的高级研究员。

　　德瑞克·米切尔（Derek J.Mitchell）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领域亚洲部分的高级研究员。米切尔先生1997年至2001年曾任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的特别助理。

　　文/弗雷德·伯格斯坦 季北慈

　　尼古拉斯·拉迪 德瑞克·米切尔

　　中国几乎保持三十年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2005年的真实人均产值是改革伊始的1978年的九倍。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的真实人均产值在同期内只增长了百分之十。经过对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上浮修正，和对2005年的产值的初步估算，按照目前的汇率折合成美元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取得辉煌成就的五个主要因素是：迎合市场的驱动，开放贸易和外来直接投资，高储蓄和投资率，劳动力的结构转换以及重视基础教育。

　　然而，展望未来的五到十年，中国是否能继续快速发展，并将在全球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呢？

　　一

　　● 加大的收入不均

　　经济改革为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时，收入不均的加大令人关注。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收入不均水平处在世界最低的行列。

　　25年后，收入不均在各个方面凸现。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由于机会大增，与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增加。在城市，国家控制的工资体系已经不复存在，从而使得有着良好教育和技术的人同那些人力资本禀赋欠佳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加大。沿海和内陆地区也开始有了差距，因为全球贸易的参与，令邻近港口的城市的投资和工作机会增加。在内陆偏远地区，由于较高的运输成本，在出口工业方面处于劣势，工作机会和工资的增长缓慢。甚至改革前就较大的城乡差距，如今更加巨大。中国的收入不均的整体水平目前虽然比不上阿根廷、巴西或者智利，但已明显超过了印度、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

　　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人们消除了对收入不均的担忧。而现在即使快速的经济增长减少了农村生活在贫困线下的90%的人口，收入不均恶化的忧虑仍未消除。因而，政府开始优先制定政策，加快农业收入增长步伐和滞后的内陆省份的经济发展。

　　然而短期来看，此类政策并不能减少收入不均；相反，收入不均的加大有可能再持续十年时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收入不均通常在经济发展早期加大，而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才开始下降。而中国要十年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尽管收入不平衡加大，但由于“水涨船高”，穷人的实际收入在改革期间仍增长迅速。如果经济增长仍然强劲，中国社会中最穷的阶层的收入将会有大幅的增加。如果这能成为事实，收入不平衡将成为社会不安的主要原因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的的可能性不大。

　　● 迅速的都市化、失业和变化的劳动力市场

　　目前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的都市人口在过去的十年惊人地增加了2亿——是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这就导致了对城市住房、交通、供水和排水系统等其他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在2005～2006年，政府花费在城市供水系统上面一项就达到了1200亿美元。然而，即使有这么巨大的投资，中国只有不到一半的城市目前提供地方污水治理。

　　中国同时在努力为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这个挑战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人口的自然增加和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导致城市劳动力供应的持续大量增加。其次，集中在城市的国有企业的重整和缩编，使下岗人数剧增。结果，即使根据官方的数字（这个数字仅包括城市地区和部分寻找工作者），在2005年已经飙升到840万，一个破纪录的水平。来自中国经济学家（比如胡鞍钢(胡鞍钢新闻,胡鞍钢说吧)）的独立评估，运用了类似于市场经济国家的测算方法，表明在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已经达到11%到12%，几乎是官方数字的三倍。据此推算，城市失业人口实际上可能在2000万到2500万之间。

　　当城市化是个主要挑战时，它也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劳动力需求方面，在不动产，包括写字楼、商业场所和私人住宅上的投资，正在和持续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供应方面，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人的生产力比农民高16倍。因此，随着移民的增加，经济增长也将被大大推动。

　　当然，城市化的步伐仍然需要控制。在相当程度上，现代产业部门中更高的生产力意味着对每个工人更大的人力资本投资。随着资本的累积，现代产业部门吸收农业工人的能力在短期内将遇到瓶颈。这是因为政府只是部分放松了居住地的控制，到目前为止，这样就预防了大量城市贫民窟的出现，而这正是拉丁美洲和南亚在近几十年遭遇到了的问题。这种政策应该继续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中国对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增长的需求

　　就人均来说，中国的大部分自然资源都不丰富。例如耕地的人均面积，只有0.095公顷，比世界平均水平低60%；人均水资源比世界平均低75%；人均主要矿物资源不到世界平均的一半。唯一中国人均较高的重要的自然资源是煤炭。

　　欠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迅速持续的增长，令中国对进口的依赖加大，以满足对石油和其他众多自然资源的基本需要。在1995年到2005年期间，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了80%，尽管国内的石油生产增长缓慢。中国几乎一半的石油需求需要通过进口满足。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中国的石油需求只占全球的不到10%，却占2002年至2004年世界新增石油消费的逾三分之一，实质上增加了全球市场价格上升的压力。

　　早些时候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例子证明，严重的资源束缚并不一定阻碍经济的迅速和持续发展。只要全球经济继续开放，对经济增长必要的原材料和资源可以通过进口满足。实际上，2004年中国的能源和其他主要产品的净进口额只占GDP的4%，低于日本和中国台湾19世纪60年代中期经济开始高增长时的5%，更比70年代末期能源价格飙升时的它们的一半还低。

　　然而中国面临着另外的问题，那就是不仅仅来自经济增长对基本能源和矿物资源的迅速需求，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效率不高的资源利用。例如，中国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05年，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但主要能源的消耗高于美国的一半。

　　2005年7月6日，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个特别的文件，呼吁为保护能源、水资源和原材料采取一些新的措施。这个新提议的潜在的前提是如果资源利用模式没有重大的改变的话，中国将很难保持经济增长的步伐和提升清洁和健康的环境质量。国务院的报告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4年底的一些建议得以实施。例如，中国应该采取能源节约政策和科技，以使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产值增加三倍，但同期的能源消耗只增加一倍。同样的目标在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书中也得以体现，呼吁到2010年，单位能耗比2005年下降20%。

　　虽然一些人认为这个目标难以实现，但应该看到自从改革开放，中国已大幅削减了单位能耗。与1978年相比，到2004年中国在相当于一吨标准煤的能耗上，产值达到了3.5倍。这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能源的消耗量每年递减4.9%。几乎所有的这些改善反映在能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上，而不是包括在产值中的某些产品需要较少的能源生产的缘故。因此，尽管中国现在的能源效率较低，但随着时间推移改善的前景还是乐观的。

　　而对能源效率提高趋势的最重要的挑战，是能源价格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刺激90年代的能源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国逐渐提高国内原油和提炼产品的价格的政策。到1998年6月，国内和国际价格的并轨完成：国务院采取了一个合理的政策以国际价格为国内原油定价，不再允许对零售层面的提炼产品提供补贴。

　　然而在2004年，全球原油价格开始飞涨，政府又修正了这一政策。国内原油仍然按照国际水平定价，但是零售价格的上升受到限制，从而使提炼产品的消费者与上升的国际原油价格绝缘。例如，在2005年的头九个月，全球的原油价格上涨了五分之三，中国仅将三分之一的增长转嫁到了提炼产品的价格上。这样一来，2005年末中国提炼产品价格处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水平——大约比美国低三分之一，而美国又是在发达工业国家中最低的。

　　因此价格政策带来了扭曲。中国的能源公司仍然为原油在支付很高的国际价格，但是却不能转嫁增加的成本，他们的利润空间严重缩水。到2005年中，他们开始以在价格远比国内市场高的国际市场上大量销售提炼产品作为对策。最终，政府不得不为加工企业提供补贴以补偿他们在国内市场销售产品带来的损失。例如，中国最大的石油加工企业中石化，在2005年末收到了12亿美元的补贴。

　　除非中止隔离国际国内价格的政策，中国不可能继续不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趋势。另外，要对少数的亏损的国有企业实施严格的预算限制。这些公司需要遵守市场的规则，要对市场价格和盈利算计变得更加敏感。

　　● 农业挑战

　　中国只拥有世界7%的耕地面积，然而要养活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丝毫不奇怪，粮食安全长时间困扰中国领导层，不只是从1949年，从帝国时代已经是这样。按照WTO农业协议，中国在管理农业部门方面的挑战正在加大。

　　中国的领导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经济上缺乏效率的粮食自给的传统目标，转而加大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在一定层面上，这个战略取得了成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例如大豆和棉花(中国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上几乎没有任何优势)的净进口国。中国也成为一个大的高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的商品，比如园艺、动物和水产品的净出口国。但同时，农业部门间的收入不平衡也急剧增加。两倍于农业平均收入的人口在2000年到2004年间翻了一番，但农民脱贫的步伐也缓慢了很多。

　　● 财政挑战

　　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状况似乎不错。政府的预算赤字在过去的四年平均低于GDP的2.5%，在2004年甚至只占1.5%。同时，2004年底的政府债券余额只有35000亿人民币。这只占GDP的四分之一，相对于美国的超过五分之三，并不算大。

　　然而潜藏在表面下的财政真相是国家累积的大量的隐藏的财政债务，这包括：省级和省级以下政府的负债（这些债务并不包含在上面的总数中）；以及1999年政府创立的为了处理巨大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负债；以及仍然记在国有银行账上的不良贷款；以及国家养老金的“空账”债务。即使没有最后一项，2003年底的这些潜在的债务大概在10万亿人民币左右，相当于当年GDP的85%。这些债务迟早要被偿还，因此对中国财政的稳健状况能否持续打了个问号。

　　避免财政困境，仰赖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长期来说，中国必须保持过去十年稳定的税收和GDP的增长比例。在不增加政府预算赤字的前提下，一方面，这是政府为增加提供社会和其他服务的预算需求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政府为了偿还更多的政府债务利息的需要。第二，中国的银行必须迅速加强它们的信用文化和利润，做到用自己的利润抹干未来可能出现的坏账。如果中国想要维持目前稳定的财政现状，银行就不可能再像过去几年那样频繁求助于国家资本的注入。

　　● 社会政策

　　主要的社会挑战包括健康医疗、教育、失业保险和养老金。传统情况下，很多社会服务由国有企业提供。

　　但前十五年的改革已经打破了这套体制，市场的压力令许多国营企业倒闭，或者迫使他们放弃“办社会”的职能。因之，政府开始寻求其他提供社会服务的选择机制。例如从1996年开始，一套新的养老金制度被引入，覆盖了所有的城市工人，不仅仅是那些国有企业的工人。另外，在2002年，政府开始通过农村合作医疗计划缓解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实质性崩溃问题。然而，这些社会服务提供机制发展得并不平均，令许多失业者游离在新的社会保障网之外。

　　这种情况在医疗方面尤为突出。1980年至2004年间，直接通过政府预算支付医疗费用的比例由36%下降到17%；同时，通过企业健康保险计划支付的比例由43%下降到27%。直接的结果就是由病人自己支付的费用由整个费用的21%上升到56%。在这些年间，医疗费用开支大幅增加，个人支出承担了增加的三分之二。这样的后果就是医疗服务的获得变成了不断加大的不平等。

　　然而，即使这种严峻的挑战也可以被化解。中国在医疗上的总开支占GDP的不到6%——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要低，并且政府在此方面的花费只占预算支出的不到5%。适当地增加后者的比例可以稳定居民从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中垫付的比例。并且，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增加医疗预算开支的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一起，与国家的向更加由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宏观经济目标是一致的。

　　二

　　然而，除了以上所说的问题之外，即使那些促成经济增长的因素仍然会在未来的十年持续，中国在持续发展上仍面临三个重大的挑战。它们是：第一，完成国企改革；第二，发展更高效的资本分配机制；第三，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以减缓经济波动（这些波动是以往高增长时期的显著特征）。如果在这三个意义重大的方面进步欠佳的话，中国可能无法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步伐。

　　关于这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的教训。直线的经济增长预测很难有保证，尤其是在时间跨度较大的情况下。例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来临的经济巨人。但是，日本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超过十年的经济停滞。结果，日本的经济规模相较于美国和日本占全球贸易的份额大幅缩水。

　　中国已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有所进步。由于民营、合并和破产，国有和国家控股的企业数量从十年前的30万个减少到了今天的15万个。与此同时，这些企业的雇员也减少了40%（大约4500万）。减少主要集中在国有制造行业，大约80%的工人（2500万）失去原来的工作。但同时，大部分留存的国有企业的生产力和盈利水平显著提高。然而也有少数企业入不敷出。

　　第二个基本的挑战是发展出一个更加有效率的投资资源分配机制。我们由过去的十年产生边际单位产值的资本成本的上升，以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生产力的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下滑，可以了解到这个挑战之大。这些趋势有可能由这段时期明显上升的中国的投资率推动；到2005年，投资率已达到GDP的40%，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可比的经济增长时期的最高的投资率还要高。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比不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高投资率时的增长速度。这就表明中国的金融体制在资本分配上缺乏效率。正如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所说：“令人吃惊的已不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如何迅速，而是怎么会这么慢。”

　　尽管各方面的敦促声不绝，这方面的进展仍然有限。中国在十年前建立了股票市场，但是并未能做到在各个公司产业间有效分配投资资金。即使在2004年中实质性停止新股上市之前，近年来通过国内证券市场筹集的资金仍不到全部投资的5%。很多证券公司实质上破产，中国在发展市场驱动的上市程序、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对于一个良好运作的股市必要的制度安排方面，做得也不够成功。公司债券市场发展缓慢，尽管十年来官方一直信誓旦旦要大力发展。

　　银行仍然扮演投资者的主要角色。储蓄通过银行作为中介转化为投资。尽管国家已经大规模注资三家主要国有银行，使他们看来有不错的资产平衡表，银行在商业化改革方面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他们有着很高结构成本，风险评估技术也比较有限，并且深受腐败的困扰。这样一来，银行的盈利能力欠佳——尤其是那些没有被政府注资的并且仍要向不良贷款提供支持的银行更为严重。

　　中国领导层目前允许将银行的少量股份售卖给国外战略投资者，是一个良好的迹象。但也许需要几年时间，这个战略才能对银行的经营状况产生明显的促进。

　　最后，即使对于中国的持续迅速的经济增长前景持乐观的态度，必须承认目前增长也存在很大的变数。中国领导层在如何制定灵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减轻宏观经济的波动（这种波动已在改革年代几番出现），面临巨大的挑战。再者，当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更加融合之后，受外部动荡波及的危险也加大了。这就需要中国发展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去消除这些动荡——这样就需要采用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

　　三

　　如果简单分析一下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上述观点就更容易理解。过去的若干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投资的增加。从2001年开始，投资增长明显大于GDP增长。结果到2004年，投资额占GDP的比例达到了40%。从2003年中期，政府开始采取行政措施减缓向有可能产能过剩的部门的借贷，之后从2004年中期开始加大力度。2005年，投资增长减速，进口机械和设备的需求趋于和缓，结果中国的全球贸易顺差急剧增加。实际上，贸易顺差如此之大，以至于虽然内需不旺，但是整体经济增长仍然强劲。

　　早在2004年12月，在年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执政党认识到重新调整投资和消费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关系的必要。在中国人民银行看来，投资增长需要进一步减缓，从而让需求赶上供应，比如在钢铁、铝材、水泥、房地产甚至电力这些产能已经明显或者预计将过剩的产业方面。央行也对2005年上半年增长迅速的净出口的持续性产生了怀疑，仅仅国外保护主义兴起的可能就足以令人担忧。央行做出结论，中国需要向更加依赖不断扩大的内需增长方式转移。这个议题反复出现在几个重要的政府文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十一五”规划概要。这个概要在2005年10月被中共中央委员会批准通过。

　　在许多经济体中，政府可以通过诸如对家庭收入减税等财政刺激政策来增加消费。这种方式在中国效果相对不彰，因为本身对家庭的税收就不是很大。例如在2004年，来自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加上对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只占当年GDP的1%。相较之下，在布什总统2001年的所得税大幅降低之前，美国个人所得税占到GDP的10%。因此，中国政府宣布2006年计划将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翻倍和消除农业税——但这些将对居民消费产生不是很大的影响。

　　财政扩张的另一个办法是消费带动。如果减税对增加个人消费作用不大，政府可以增加预算消费带动内需。在投资率已经过高，产业过剩已经在很多行业显现的情况下，政府就需要增加非投资方面的开支，最典型在健康、教育、福利和养老金方面。在这些方面政府可作为的空间很大，因为中国政府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花费只有GDP的3.5%。然而在短期内，情况并不定尽如人意。首先，因为目前的政府投入过低，即使大幅增加这方面的开支，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有限。其次，开支的大幅增加，至少在短期内来说，技术上并不可行。比如，在医疗方面的开支增加将受到经过训练的医疗人员缺乏的限制，这种境况需要花费时间增加对医生和其他医疗服务人员的培训来加以解决。

　　长期来看，通过政府预算增加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会减少部分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当家庭相信政府会提供大部分这方面的服务，他们会自动地减少储蓄，亦即，增加可支配收入的消费比例。因此，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可能需要肇始于政府消费开支的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决策的改变会强化这种模式。

　　尽管这需要时间，但这种转变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来说是个受欢迎的进步。我们知道，中国在2004～2005年度，成为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之一，因此与（资本顺差的）美国一起，成为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主要来源。

　　减缓中国的短期宏观经济波动，需要一个更为有效的货币政策。近些年来，央行主要依赖窗口指导和其他行政措施来控制银行系统的借贷步伐。但是这些工具的运用，破坏了银行运作商业化的目标。央行需要更大的独立性来制定基准利率；同时，银行应该对利率变化更加敏感。

　　更大的汇率浮动空间将增加中央银行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尽管央行已经在减少外资的大量涌入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但却不太情愿提高国内利率，因为害怕外资的涌入更加不可收拾。在价格上涨的2003年，固定的利率导致负利率的产生，银行借贷大幅增加。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将带来更加灵活的利息政策，从而可以缓解投资的周期不稳定性。

　　（本文刊登时有删改，本报陈中翻译）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