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左晓蕾

　　最近，以美国两大赤字为标志的全球经济失衡成为世界经济关注的焦点。由于中国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的双顺差，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使人们把人民币升值与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联系起来，进而把人民币升值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联系起来。

　　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与否与中国双顺差及全球经济失衡不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既不是人民币的低估或高估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也不是中国的双顺差导致了美国的双赤字和全球经济失衡。认定人民币升值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是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误判。

　　事实上，中国的双顺差非但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反而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中国双顺差产生的原因。

　　贸易顺差从何而来—

　　主要是国内储蓄—投资不均衡，出口产品的结构问题，以及政策因素和体制因素

　　首先，中国贸易顺差增长的确是因为出口产品的价格较低所致，但有研究表明，出口产品价格较低主要是因为劳工成本较低、其他社会成本不到位，与出口企业之间的价格战也有关系，而与人民币低估或高估的因果关系并不密切。

　　其次，中国贸易顺差增长与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及与之配套的出口退税、鼓励发展加工贸易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2005年中国102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出口加工贸易顺差为1400亿美元，这表明，中国实际上存在380亿美元的一般贸易逆差。而且在加工贸易出口中，外资企业还占据了主导地位。

　　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的现状显示，国内的储蓄—投资不平衡增大才是近期贸易顺差扩大的最主要原因。有权威研究显示，只有减少国内庞大的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增加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加大企业分红减少投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才可能降低储蓄—投资的国内经济不均衡，也才有可能最终达到对外贸易的均衡。

　　当然，贸易顺差加大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也有一定的相关性，不过相关性与因果关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我们可以用一个极端的假设来说明。即使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对美贸易额为零，美国贸易逆差的规模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原因有二：第一，美国在初级产品、一般消费品的生产上没有比较优势；第二，美国人对此类产品的需求没有明显下降的迹象。这两个因素决定了美国会从其他国家进口初级产品和一般消费品来替代中国的出口产品，以满足其国内的消费需求。所以，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也不能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结论显而易见。

　　资本项目顺差从何而来—

　　外部因素是全球经济失衡、流动性过剩推动的结果；内部因素是制度、观念和体制问题

　　认为中国资本项目的顺差增长导致外汇积累过快，由此人民币应该升值也是过于简单的逻辑推理。应对资本项目顺差增长的原因做具体分析。

　　首先，全球的过剩流动性输入是中国资本项目顺差增长的原因之一。

　　2001年，为了刺激受9·11事件和Nasdaq泡沫破灭影响的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开始实施了长达两年多的1%低利率政策。也正是在2001年，中国资本项目开始从逆差变成顺差并持续增长，2004年达到高峰。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也是从2001年开始的。这些事件与美元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步应该不是巧合。

　　事实上，正是由于世界三大经济体长期的低利率政策，特别是替代“金本位”的“美元本位”世界货币体系，创造了全球过剩的流动性，推动石油价格上涨，推动全球资产价格上涨，也推动过剩流动性流向中国。2004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2100亿美元，是增幅最大的一年。其中350亿来自贸易顺差，其余1750亿都是资本流入。而资本流入中除去500亿来自外国直接投资，200亿来自外债增加和海外证券投资，剩下的1050亿则可能来自各种名目寻找投资机会的国际资本，这占到当年2100亿新增外汇储备的半壁江山。

　　可见，过剩流动性的输入不同于正常的由于需求引进的资本输入，与人民币汇率也关系不大。这种输入是强行地推门而入，本国被动地被制造流动性过剩，对目前中国过度投资的形势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

　　其次， FDI（外国直接投资）未能有效地转换成进口，是资本项目顺差增长的另一原因。

　　最近一些研究显示，许多合资企业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并没有用于购买外国的相应技术和设备，而是转化为外汇储备。作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大量的盲目招商引资不断增加着外汇积累。

　　此外，中国公司的海外上市融资也增加了几百亿的外汇积累。这些外汇积累与FDI的引进制度有关，与粗放的GDP增长发展观有关，与国企改革的战略方针有关，但显然与人民币升值不升值没有任何因果关系。

　　人民币汇率机制需更加灵活

　　坚持渐进性汇率机制改革的原则，从制度、体制改革入手，配合相应的政策调整，双顺差带来的矛盾和困扰一定会得到缓解，经济会更稳定快速增长。

　　虽然中国的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高估低估没有因果关系，但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机制不需要进一步完善。事实上，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对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国际收支平衡、保证经济持续较快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由于汇率机制的改革使汇率波动变得频繁，这将迫使银行、出口企业以及一切与外汇有关的商业机构，在面对风险和更大的不确定因素时，不得不提高风险意识和防范风险能力。因此，汇率机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逼迫”银行业、金融业加快改革，促使出口行业产品升级换代、结构调整。

　　进一步的汇率机制改革应该包括对浮动区间的管理。笔者认为，政府不妨对汇率的浮动区间也进行浮动管理。也就是说，浮动区间是可以调整的，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由货币管理当局视经济指标和市场情况而定。浮动区间的管理应参照新加坡货币局的做法，实行绝对的内部控制，不对外宣布，保持浮动管理的独立性，也减少投机性。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汇率浮动区间的变化对国内经济平衡发展至关重要，但对解决全球流动性输入和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没有太大的作用空间。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汇率浮动变化不可能一次性大幅扩大，而只有当人民币浮动区间扩大到20％~30％的时候，阻止热钱输入的效应才会显现。不过，如果不宣布浮动区间的上限和下限，趋势的不确定性对缓解热钱的流入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至于内部的不平衡也应该有相应的制度性改革。

　　对于贸易顺差，应对鼓励出口的一些政策和制度进行反思。贴牌出口要严格控制。大力推动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对于调整可能带来的就业和其他影响要有充分的估计。

　　加大政府储蓄向公共财政特别是社会保障体制转移。这会达到两方面的效果：其一是政府储蓄大幅下降，政府支出和消费增加；其二，因为公共支出强化，居民安全感增加，会降低居民为防范将来的风险而谨慎储蓄的比率，从而将储蓄转化为消费，储蓄—投资缺口会缩小，需求会增长，经济不平衡因此得以改善。

　　至于资本项目顺差，短期内，可以采取全额对冲的方式回收输入的流动性，同时建立更开放的外汇管理机制。不妨借鉴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的模式，让汇金公司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投资管理公司，主导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管理，全面行使国家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职能。初始可以与国际大型投资银行签订合约，借助其产品、资产全球配置技术以及对国际市场环境和国际游戏规则的把握能力，各自投资管理一定额度的中国外汇储备，定期评估管理效益，优胜劣汰，调整合作机构。中长期，可以建立市场化运作的中国政府投资公司，直接打理国家外汇资产。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