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近年来国内个体工商户数量逐年减少这一严峻现象，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结合该校的课题研究成果，于近日在《人民日报》谈了他的看法。周天勇认为，近十年间，国内770万家个体工商户的消失，与垄断挤压公平创富等一系列因素有关。

　　这是周天勇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结合课题研究成果坦言国内就业形势和问题的症结所在。上月末，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也曾披露，仅去年一年间，国内倒闭的中小民营企业大约有30万家。

　　上文涉及的两组数字，为一个由体制内教授主导的课题研究报告所引用，其出处只能来自于政府工商部门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和注销变更。客观地看，如此数量的倒闭和消失，并不能全部归究为垄断挤压公平创富，也不能说全系创业环境恶化所致――甚至，笼统地判断创业环境恶化，也有以偏概全之嫌。倒闭和消失确与上述因素正相关，却也有市场竞争背后经济形态和结构的悄然变化在起作用，还包括工商登记注册逐步规范后，许多“空壳企业”和“空头个体工商户”从资料中删除的因素。

　　然而，保障就业继而增加就业，又的确是政府眼下最焦虑的民生问题，亦是当下最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与整个1990年代国企和大集体企业改制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安置下岗职工的就业压力有所不同，现今的就业压力是下岗群体、外来民工群体、大学生群体、人口自然增长所形成的劳动力群体等共同施压的结果。整个情势之紧迫，百姓有感觉、社会有感觉，政府作为当家人更系感同身受。

　　事情何至于弄成如此局面，不消说专家学者常常历陈各种成因，就是普通百姓也能道出个子丑寅卯来。众说纷纭中，不妨听听国外机构如是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亚太地区人的发展报告》给出如下判断：“整个东亚都在经历‘无就业增长’时期，中国的情况尤其严重。其内在根由是1990年代以来一直倡导的政府主导、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它既是一种短期内实现政绩最大化的增长模式，又是一种创造就业岗位能力极端低下的增长模式。1999年至2005年，私人投资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一直低于15％，同期国际平均比重超过70%，国有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及重化工领域，其结果是，能够创造就业岗位的部门投资远远低于那些排斥就业岗位增长的部门。所以，尽管近年来中国屡屡出现投资过热，但其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却没有多少增长。”

　　上述判断，立论的视角更加开阔，基本切中了投资反复过热，经济持续增长，经济运行质量和就业压力却逐年高位递减的主要成因所在。然而，经济增长模式的“反市场”性终究只是“无就业增长”的一大原因，现实地看，市场准入歧视，融资瓶颈，不当审批挡道，高税负，乱收费，乱罚款，乱规范――收个废品还得统一着装等等苛政滥觞的大量存在，的确也是恶化创业环境，挤压中小民企和个体工商户生存空间的重要制度因素。

　　以上两大原因对增加就业的反向压制所形成的内在机理很值得一议，从大的方面说，二者也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定义增长模式为“因”，那么市场准入歧视之类在一定程度上就属于“果”。人们有所不解，这些年政府不断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整治市场环境，推出五花八门的税费优惠，直至出台颁行“非公经济36条”，可谓费事费力加态度顶真。可在创业者眼心，在中小民企经营者和个体工商户嘴里，政府的各种努力非但没有得到社会广为认同，反倒质疑批评之声越来越甚。若将“反市场”性的增长模式作为思考的主线，人们当不会再感到匪夷所思。因为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天然的排它性……

　　增加就业，改善就（创）业环境也不可或缺，由此决定了对现行政策的修修补补是必要的。只是治标之术要用，治本（变革经济增长模式）之决心亦要当断则断。变革增长模式一喊就是十几年，始终未见真正变过来，何也，政改拖后腿矣。话到此，实在俗，却又无从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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