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社保局长祝均一挪用社保基金违规投资的“福禧事件”被披露。由于祝均一是目前查处的社保领域级别最高的官员，他的落马给社保体制平添了更多的忧患色彩。

　　中国的社保改革正从“个人账户空转”的现收现付制向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基金积累制转移。由于祝均一掌握的社保基金属于基金积累制体系里面，这让人认为由政府官员掌握的社保基金在监督机制和管理机制上的先天性“苍白”，导致基金积累制注定是一个高风险的制度（近日《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的相关评论）。于是社保体制的低转轨风险之道是，放弃向基金积累制转型，而向目前国际上非常流行的记账式个人账户。

　　社会保险一个最基本的分类是待遇确定型（以支定收）和缴费确定型（以收定支）。我们正处于退休阶段的父辈们，他们的养老金就是“待遇确定型”，在他们年富力强的年代，并不存在缴纳社保的机制。国家根据他们的工龄以及退休前的工资，确定了他们的退休金。另外，他们的退休金来自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缴费（这叫现收现付）。而我们作为缴费的一代，我们未来领到的养老金同我们的缴费密切相关，缴费高则老来拿钱多，这叫缴费确定型。

　　改革起因在于：现收现付产生的“个人账户空转”，引发了代际不平等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庞大的支付缺口危机。基金积累制成为解决之道。智利模式就是基金积累制的“始祖”。以个人账户为核心的基金积累制不仅成功负担了智利人的养老问题，同时还刺激出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由于个人账户的基金存在，产生了额外的政治压力，这个政治压力反映在民主市场上，使得智利政府大力改革了其乱糟糟的资本市场。另外，根据经济学家Sebastian Edwards和Alejandra Cox Edwards的研究，由于灵活的智利社保模式鼓励个人账户委托给私人基金（私有化），降低了正式部门的赋税并提高了非正式部门的工资，抬升了智利的总体储蓄率，尽管对减轻本国失业贡献有限，但至少不像很多极端市场主义者说的那样，“社保比自我保险更容易制造懒惰，并鼓励失业”。

　　中国在学习智利模式的过程中，目前采用的是政府（没有实现全国统筹，主要是市一级为单位）社保中心来承担基金运作和增值功能（另外还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大基金，即项怀诚领导的社保基金）。基金积累制的目标在于用投资的方式和收益来抵消和弥补账户的缺口，即让个人账户做实。同时，社保基金可以扩大中国的资本市场规模、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并改进代际收入分配。“祝均一事件”显示了官僚体制给社保资金运作带来“寻租”和低效率，也让人产生了诸多疑问。

　　因此，同智利模式分庭抗礼的“瑞典模式”被引入国人视线。记账式个人账户（NDC，即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就是典型的瑞典模式：每个人逐年缴费在记账式账户里增加信用。其好处是，既克服现收现付制的“丁吃卯粮”，同时因为账户是信用账户，行政管理者没有办法挪用，制约了官僚们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它的缺点是：账户永远是空的，会让人对未来政府是否确实支付缺乏信心。另外，由于账户的收益（即这个账户的名义利率）是由国家税收担保的。如果覆盖面很大的话，那么会对国家的税收造成很大的压力，最终国家会让企业和个人多缴费。从这个角度看，相比于智利模式，瑞典模式下人们要缴纳更多的费用给政府，让政府来投资和分配这些“缴纳的费用”。这符合瑞典这种（社民主义）经济资源政府集中制国家的嗜好。当然，这也会符合中国政府的口味。

　　我们的建议是，中国可以采纳一种混合模式，即糅合瑞典模式和智利模式。例如，对于一些管理薄弱的二、三线城市（例如重庆、合肥），可以采取瑞典模式，阻止贪婪的社保官僚们的机会主义行为。为了减轻公众对于记账式个人账户仅仅是一个“信用纪录”的恐惧，可以向这个账户打入和缴费数量相匹配的国债。对于一线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等）则可以采取智利模式。不能由于祝均一事件而“因噎废食”。至于全民低保（排除富人和中产阶层的社保网络），无疑要由国家的税收全力负担。

　　必须注意的是，智利模式的关键在于，未来的社保资金必须要有选择基金管理者的权力，不能由政府部门或者国有投资机构来垄断这项权力。只有充分的竞争才能带来社保资金价值的最大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严格履行监管义务。而瑞典模式和智利模式下是可以对接的。这使得社保体制成为一个保证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无歧视”的整体性机制。避免像美国一样，雇主主导制的社保成为限制人才流动的重要障碍。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