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最新媒体报道的统计数据显示,6月末,全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2827.2亿元,比年初下降435.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7.5%,比年初下降1.1个百分点,不仅总体上保持余额和比例“双下降”的趋势,而且实现了各类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全面“双降”。

    出现这样好的势头,诚然值得高兴。不过,我们千万不能以为从此就万事大吉了。须知,这是在有关方面将不良贷款的“双降”作为考核目标下达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交出的一份答卷。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传统来看,一旦有了这样的考核目标,对不良贷款的控制就很容易演变为数字游戏,演变为重形式轻实质的走过场行为。比如,通过多放贷、甚至通过票据贴现空转来“扩大分母”,降低不良比率。再比如,对于行将到期而且注定逾期成为不良的企业贷款,通过引入中介方资金,做“还旧借新”的处理,从而将坏账风险挪到下一年,进而维持表面的繁荣等。这样的把戏在当今的银行界已是司空见惯,因此,单纯看表面上的数字“双降”,容易忽视银行经营中的潜在风险。

    应该看到,目前银行不良贷款的产生的制度和环境因素并未完全消除,银行控制不良贷款的任务依然很重。在现行的投资体制下,地方政府往往好大喜功,结果造成行业过热、产业结构失调、生产能力过剩,从而给银行带来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在那些贷款行业集中度高的银行中更为突出。再比如,国有商业银行近几年对不良贷款的集中剥离和处置客观上促成了人们的“赖账受益”思想,一定程度上恶化了社会信用环境,银行也将不得不继续面对企业和地方政府逃废银行债务、地方保护等风险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从银行自身来说,内部层级过多,总行对分支机构的管理仍然存在一些漏洞,其最终的结果也会表现为不良贷款。

    事实上,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与不断曝光的巨额银行诈骗案一样,属于体制性难题。银行信贷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造、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内部控制机制的强化刻不容缓。简单化、表面化的数字监管,让位于针对体制沉疴的改制式监管,应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