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周炳林

　　格林斯潘老人总会在每次加息之后大舒一口气，他明白，每次加息都为联储在未来获得了降息空间，联储手中应对经济衰退的筹码又多了一些，“降息空间”也是格老为加息在国会作证时所经常出现的概念。经济过热本身并不需太担心，担心的是过热之后的过冷。如果说经济过热中蕴涵着经济过冷，那么经济过热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必须为经济过冷时积攒调控空间，加息正是如此。

　　本次央行加息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有人说加息没用，0.27%相对平均12％-13％的投资回报率简直不值一提；有人说加息加对了，提高资金成本总会给经济降温；有人还担心加息的副作用：股市下跌，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等等——大家的着眼点都放在加息在现阶段对经济的影响。但是，衡量加息的作用还须放在整个经济周期波动的层面，如果现在不加息，等这一波经济快速增长结束，经济进入紧缩阶段后利率水平还是这么低，那么，届时货币政策就将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

　　货币政策有一个好处，它在调控方向上不存在软肋，通过改变社会资金供求和资金成本，既可刺激经济，也可紧缩经济。相比之下，行政性调控政策和财政调控政策都存在调控方向的软肋。

　　行政性调控政策易于紧缩经济，难于刺激经济。一纸命令，可以关停很多不健康项目，抓紧了土地供应，更使很多项目失去了启动的原始必要条件。但是在经济下滑阶段，却不能用行政命令叫大家拿钱出来投资和消费，虽说也可改变严厉政策，创设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对投资和消费加以引导，但是，鼓励引导相对于直接关停，行政性调控政策在两种调控方向上效果的差别可想而知。

　　财政政策易于刺激经济，难于紧缩经济。国债一发，顿时为巨额民间“窖藏”的货币注入活力，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上马，虽说资本在民间运用和在公共部门运用有较大的效率差别，但其在“激活货币”上简单直接的作用确实较为难得；与启动经济时的效果相反，财政政策在紧缩经济时的作用显得非常有限，这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一个投资过程，在经济过冷时启动的项目，投资期间可能会长于经济由冷而热波动期间，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得不蔓延到通货膨胀时，根据财政部二季度筹资会议的信息，今年跨年度国债发行总量可能将达到8000亿元左右，与去年7042亿元数字相比，增加将近1000亿元。于是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常常只能加税，这也是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每个经济局部税负的增加都将涉及较为复杂的法律程序问题，这对整体经济所能发挥的作用仍值得怀疑。

　　三类政策在调控方向上作用的差异在近年来得到了很好反映，自2002年底进入新一轮经济高涨之后，紧缩时期的调控主角——财政政策淡出了，而各类行政性调控政策则粉墨登场，独有货币政策在不同阶段仍然持续地发挥着作用，从动态的角度讲，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较大程度地决定了整个宏观经济的调控空间。而利率水平是所有货币政策的归结点，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准备金率、再贷款等货币政策的调整都将通过改变资金供求关系而改变利率水平，最后改变社会的资金成本，在经济上升阶段加息，积攒降息空间又决定了未来货币政策的空间，加息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加息带来的问题可能被扩大化。对于股市，加息虽提高了股市资金的机会成本，也传递着央行紧缩经济的决心，但也同样显示着央行对经济向好的判断，美国加息之后股市坚挺乃至大幅上升并不少见，而我国的本次加息也没有出现大家所预想的黑色星期一。对汇率的担心可能也有点过头，热钱瞄准的是中国12％-13%的投资报酬率（据有关专家估算），加息的刺激作用可能不如想象得那么大。当然，股市、汇率问题也是不可以忽视的，但是0.27小步快走，边走边看总是可以的。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