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海外改制上市的大幕拉开，建行首当其冲，成功实现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约80亿美元， 一时之间似乎政府与各界都开始看到银行改革成功的曙光。然而进入2006年，随着宏观经济逐步走入高位运行，人们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信贷规模扩张再次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因素。

　　国家统计局7月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371亿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央行于不久前公布的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表明：今年前6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了2．18万亿元，同比多增7233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1636亿元，同比多增366亿元。这种信贷与投资的同步高增长，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并往往会伴随着经济过热的可能性。2003年上半年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当时上半年新增贷款12615亿元，同比多增6643亿元，超过了上年全年增长水平，贷款增速一再创出新高，并推动当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创下35％，这一增速为2000年以来最高水平。

　　与以前不同的是，在今年一季度的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中，建行各项贷款余额约为26748．64亿元，远远超过工农中三家。由此使我们不得不产生疑问，在建行上市融资与贷款业务扩张的背后，是否有某种经济联系在里面？如果有的话，其对于中国金融改革和银行改制意味着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扩张背后的经济动因。

　　从信贷供给方的因素来看，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冲动有七个方面的根源

　　一是银行在资本收益率方面所面临的巨大压力。2004年以来，中国银行监管开始逐渐贯彻新巴塞尔协议的精神，核心内容是最低资本要求，即要求商业银行在持续经营的全过程中，必须时刻将资本充足率保持在8％以上。在经过外汇储备注资、发行次级债、上市融资等途径运用之后，多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逐渐都达到或超过8％。在努力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初期，该标准某种程度上会促进银行优化资产结构，控制过度扩张的欲望。而在通过各种途径扩充资本后，尤其是公开上市以后，银行内外再次产生了提高资本收益率的巨大压力。充足的资本迅速提高了股东和投资者的盈利预期，在当前银行仍以信贷业务为主的情况下，对其未来经营便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普遍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到2005年末，银行存差资金已达9．4万亿元，为2000年的3．9倍。超额准备金占比居高不下。2000～2004年，金融机构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由4050亿元增至12650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32．94％。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机构资金流动性相对过剩问题日益显著。实际上，目前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是全球性的，这也是近年来全球经济非均衡发展与金融创新飞速发展的结果。由此，一方面国内M1、M2过高增长、银行高额存贷差长期持续，表明有巨额无法实现利润要求的银行资金，另一方面全球流动性过剩也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的普遍上涨，面对西方各国加息周期的开始，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高企，外部流动性过剩也部分输入到中国。两大因素共同使得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都普遍面临“钱多得发愁”的尴尬局面。

　　三是银行仍缺乏风险识别能力与收益的理性权衡。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虽然已历经多年，但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仍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即使在部分银行上市之后，很多方面仍然局限于传统体制制约，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最为典型的，就是激励约束机制和风险收益权衡机制。对前者来说，银行高管人员的任命方法与任期制度，都继续鼓励着短期化经营行为。而对于后者，包括风险识别与收益判断的内控机制并非一上市就能建立起来，没有这些现代金融所必须的制度规范，银行出现忽视风险、偏好短期收益的行为也不足为怪。

　　四是银行的业务范围与赢利模式过于单一。由于整个金融体制的限制，中国银行业整体产品单一、同质性强，中间业务很不发达。商业银行主要依靠传统的存贷款业务获取收益，而上市银行扩张能直接迅速地带来规模效益，因此增加贷款、大力进行网点建设就成了上市银行的当然选择。在依赖于净利息收入的盈利模式下，过高的资本储备既会带来经营压力，也带来资本浪费，要摆脱这两者，银行只能重新陷入贷款增长的怪圈。

　　五是金融垄断下的中小商业银行发展不足。对于健全的金融体系来说，在大银行之外还应该有众多的中小商业银行，这些中小银行将开发出各种零售业务，介入大银行难以开展的业务领域，从而形成金融资源多层次运用的立体银行框架。而在我国，由于金融业准入的严格限制，目前金融业垄断比较严重，在存在大规模非正规金融的同时，中小银行、民营银行的数量普遍不足。一则，中小银行通常面临更多的流动性制约和头寸要求，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金融体系的过渡流动性，显然这一功能在我国并不存在。二则，中小银行能够更有效地开展各种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业务，如中小企业融资，大银行可以通过中小银行、以批发方式来开拓赢利模式，这一功能也是目前所短缺的。两者都加重了大银行在原有业务领域的信贷扩张困境。

　　六是新的金融产品与技术的应用。近年来经济生活中开始出现一些新的金融产品与技术，来促使资金进入建设领域。例如，最初由国家开发银行所创新的城建“打捆贷款”模式，有效地促进了城建融资领域的信用建设与产品盈利模式创新。这几年便刺激了商业银行的模仿和介入，由于该类金融产品和技术能够大规模提升项目信用特征，并支持了大规模基础建设，因此也自然会伴随大额授信与贷款规模的增长。在今年一季度的信贷增长中，“打捆贷款”就占了主要地位。虽然在5月份“打捆贷款”被中央政府叫停，但由于国内信用体制与投融资体制的缺陷，该类模式仍然可能会以其他形式出现，支撑着银行贷款更多进入基础建设领域。

　　七是票据融资的泛滥。2005年以来，票据贴现占人民币新增贷款的比重快速上升，这是在宏观调控导致企业信贷需求受到抑制、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为拓展业务而采取的价格措施。由于票据融资深受企业的青睐，而银行出于增加手续费收入、吸收保证金存款和派生存款等考虑，也大力开展汇票签发、承兑和贴现等业务。这种业务本无可厚非，但也要看到票据业务扩张带来的存贷款增加，相当部分是游离于真实经济之外的信用膨胀，这种虚增完全不同于金融体系的信用创造，存在着一定风险。尤其是当前银行承兑汇票份额过高、承兑环节风险集中，如果为了信贷规模扩大而追求过高的票据融资，将会给企业和银行都带来潜在风险。

　　从信贷需求方的因素来看，三大因素决定了信贷的高增长

　　一是难以逾越的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在“十一五”乃至更长时期内，中国经济都将以重工业为主要拉动力量，并且在当前所处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积累将成为主题，大规模基本建设、设备投资是必需的。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严重落后，金融产品创新的不发达，工业化的资金需求大多还是由银行资金满足，客观上形成信贷增长的基本外因。

　　二是快速城市化下的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融资手段缺乏。2006年以来，地方项目投资基本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速。上半年，地方项目投资在整个投资中所占比重由去年同期的89．2％上升为89．6％。实际上，城市化使地方政府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与缺口。由于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发行市政债，而且也没有如欧洲国家之类的市政基金，此外省以下分税制改革尚未有实质性突破，地方财源建设能力有限。最终，地方政府发现与其想方设法去筹集建设资金，还不如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来得简单。而各级商业银行由于同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难以拒绝其融资需求，更不用说这几年城市发展中呈现的巨大盈利前景。据统计，今年前几个月建行与地方政府通过合作协议的方式承诺提供的资金已近1万亿元。这样，一方是地方政府的资金渴望，另一方是商业银行对城建领域的看好，当然会带来贷款增长。

　　三是金融结构扭曲中的“路径依赖性”。长期以来，我国金融结构扭曲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间接金融的过度发展，以及直接金融比例的不断下降。尤其是2000年以来，这种情况不断恶化。这种局面本质上是金融改革落后的结果，也反映了在现有金融运行与融资环境下，市场主体的次优选择。对于融资方式来说，经济主体也具有某种“路径依赖性”，它们发现维持并扩大间接融资，比开创直接融资的成本更低，后者则可能具有更多外部性，或者风险更大。由此，信贷扩张也具有了理论上的支持基础。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造成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根源，往往是经济增长中的种种非合理因素，而信贷扩张的结果，也客观上造成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强化了各级政府的投资冲动。从此意义上看，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型发展模式应当有所转变，寻找新的业务发展战略。应该注意，我们不能说信贷扩张与银行上市之间有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因为这是现有金融体制下所有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的现象，只能说是，商业银行的上市如果强化了信贷扩张的某些动因，将会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当然，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当前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单个银行自身问题，而是整个银行和金融体系改革的问题。在当前的经营机制、政策和体制约束下，对单个银行来说，信贷扩张可能是尽快有效利用资本金所不得不采取的较优模式；而对整个银行体系来说，这种旧的经营模式只能进一步给金融改革的深化带来负面影响，对中国经济造成深远的损害。因此，应该从整体上推进商业银行的战略改革，并从我国商业银行内部来引导其业务模式与国际商业银行接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