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朱庆芳研究员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中，选取了38个重要指标组成指标体系，概括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不平衡现象，需要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特别注意。其中，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难以乐观，从1979年到2004年的26年间，中国社会秩序指数年均递减1.7%，社会稳定指数则年均递减1.1％。

　　在朱庆芳的研究里，社会秩序指数由刑事、治安、贪污、生产、安全等五项指标组成，社会稳定指数则由通胀、失业率、贫富差距、城乡贫困率等指标组成。这些指标可以说既与经济发展有关，更事关民众安全和民生状况。现在，社会秩序和稳定指数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居民社会不安全感的增加。

　　事实上，零点公司在2005年岁末的居民生活调查结果也从一个侧面显示，我国居民的社会安全感从2003年到2005年已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更是大幅下降；而在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中，农村居民忧心财产安全，城镇居民则更多地担心恶性犯罪的增加。

　　社会秩序和稳定指数的下降以及居民不安全感的上升，反映了与民生相关、体现公民基本权利的公共服务领域的严重缺失。其背后，则是社会政策的缺席。

　　所谓社会政策，主要是指政府为直接满足人民的社会或福利需求而制定的政策，它包括社会保障、就业、健康、公共服务、住房政策、教育政策等。以住房为例，商品房的开发属于经济政策，而一般百姓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则属于社会政策。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是社会问题，房地产商显然不能承担主要责任。换言之，住房是一个百姓的基本权利问题。健康、教育等也是如此。

　　应当看到，在人均收入提高以后，人们在教育、医疗、文化方面的公共需求在大幅度提高，人们对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公共需求也在大幅攀升；特别是城市化的发展，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在急剧增长。这都要求用社会政策来加以规范和大力推动。但由于社会政策的滞后以及某些经济政策忽略了社会影响，从而造成社会政策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失衡，拖了社会发展的后腿。从历年情况看，我国社会发展总支出绝对额虽有很大提高，但比例仍很低。改革开放前，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文教方面的费用占GDP的3%左右，改革开放后，这一比例逐步提高，2004年社会文教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到5.5%，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若加上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就占到GDP的10.4%，提高幅度明显。但从总支出看，不算教育、卫生支出，人均社会发展支出只有1100元，而用于经济和其他支出则高达90%左右，人均达9500元。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更多地是我们对社会政策的认识偏差所致。过去，我们总以为只有经济政策才具有生产要素的功能，社会政策主要用来维护社会稳定，充其量再加上一个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不可能推动生产发展。这种认识应该说是片面的。如果说经济政策决定如何生产和如何获取最大利润，社会政策则是决定在何种条件下进行生产，如何在利润被使用时获取更多益处。所以，从本质上讲，社会政策不是花费或奢侈，而是必不可少的生产性因素。它不但不会阻碍，反而完全可以推动生产发展。

　　但正是基于上述错误认识，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护和社会保障太弱，使得人们压低自己的消费和减少需求；反过来，低水平的消费又制约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进一步，经济不振造成更多的人失业，人们对前景就只能更恐慌，更不敢消费，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要打破这种怪圈，仅靠企业裁员等手段恐怕很难奏效，必须重视人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让民众拥有充分安全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尤其在当前政府的公共服务远跟不上民众的公共需求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构筑一个更宏观的社会政策体系。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