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评论：赵晓：如何看待中国投资回报率节节攀升

　　《如何看待中国投资回报率节节攀升》一文在南方都市报(8月24日)甫一发表，当天即有朋友从远方发来电邮，对文章进行评论。让我领略了一回南都的影响。

　　朋友非常赞同笔者所提出的“政府如果一定要紧缩总需求，那也只能选择紧缩外需，比如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的观点，也不否认“大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真实投资回报率肯定也在8%-12%的水平”的估算以及用增量资本产出比率(ICOR)这样一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的投资回报“一定是一个相当糟糕的结果”的判断。但是，朋友还强调了另外两点，一是中国的ICOR指标“本来就是很糟糕的结果”，目前估计已上升到5-7，这一点笔者当然同意。二是提出，投资回报高是因为国有垄断部门的收益高，从而掩盖了社会收益不高。

　　中国投资回报率节节攀升，过去几年，宏观总量上的事实就是如此，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不断上升的ICOR指标还是投资收益高但分配不平衡(社会竞争部门、中小企业、个人投资收益可能并不高)，都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但是，投资收益的来源以及结构上的问题的确存在，而且是非常重要、不可不察的。

　　所以，我很感谢朋友的来信，他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只是朋友也要体谅我的苦衷，受篇幅所限，一篇文章能讲清楚一个观点(尤其是不同于主流的观点)已不容易，遑论其他。企业投资回报高的来源及结构问题，需专辟另文分析。

　　对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投资回报率的来源，我在上文中简单地指出了两点，一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很高，过去几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是30%-40%，其增长速度甚至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快。这说明投资回报高是因为生产效率提高快。投资回报高的另外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大陆劳工人力资本提高快但工资收益增长缓慢，因此资本得以更多地分利。

　　除了这些因素外，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原因。朋友指出，投资5元可产出1元GDP，但通过垄断经营，产出的1元GDP中就可能有0.7元是企业利润回报(0.3元则是工资税收)，那么投资回报率就可达12.5%。显然，这里的“利润”就不再是普通的利润，也不是正常利润，它既非来自生产效率的提高，也非来自对本单位劳动者的盘剥，而是来自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

　　“超额利润”，在经济学上指的是超过正常利润的那部分利润，其来源通常有三种，即创新从而通过技术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承担风险的超额利润和垄断的超额利润。

　　在我国，创新产生的利润肯定是有的，比如借助“后发优势”进行的技术模仿(学习)以及快速的产业结构升级。有统计表明，重化工业的劳工工资比轻工业的劳工工资要高出40%-50%，但创造的收益要高出400%-500%，显然，在中国重化工业迅速升级的今天，这其中的新增收益都“闪电”般地被跑在前面的资本拿走了。

　　然而，“超额利润”主要还是来自于垄断因素。国有垄断企业的呼风唤雨是最主要的。朋友提供的数据表明，1998-2005年，国有赢利企业合计赢利额达四万多亿元(不包括金融类国有企业)。而国资委最新公布的中央企业2005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显示，2005年中央企业总体经营业绩继上一年度创造历史新高后再创历史最好记录，实现利润6377亿元，比2004年增长30.7%(2004年比上年增长61.9%)；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实现10%，比上年的8.5%提高了1.5个百分点；平均总资产报酬率达到7.7%，比上年的6.8%提高了0.9个百分点。显然，这里面不乏宏观景气因素、企业管理改善因素，但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显然还是最为基本的因素。

　　与国有垄断企业所获取的“超额利润”相类似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公司。在中国，房地产由于权力与资本的结盟，一者可以瓜分农民土地增值收益，二者可以掠夺居民储蓄存款，因此可轻松获取暴利，其投资回报率之高也是独步全球的。朋友注意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对于企业来说是暴利，如交付30%、1000万的土地款，转手就可以赚1000万，投资回报率可是100%。农民工从农民到轻工业工人再到重化工业工人，从非熟练工人再到熟练工人，其价值4倍5倍、9倍10倍地增长，但其中的收益都被资本当做剩余索取走了，而土地从农业用地转化为工商用地，从农村土地转化为城市土地，其价值可能是10倍100倍地增长，其中的收益是被权力和资本索取走了。如此，投资回报率怎能不高！

　　无论是国有垄断部门，还是房地产部门，两者的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资本与权力结盟，都存在着权力导致的“超额垄断利润”，都存在着可悲的“分配效应”——投资者的部分“所得”是来自另外一些人的“所失”，高投资回报率硬币的另外一面是有些人口袋中的钱莫名其妙地转变成了投资者口袋中的利润，中小企业日益困窘、民营企业环境日益恶化、普通民众在国民财富分配中的比重日益下降甚至连已有的财富也被掠夺。

　　这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目前一方面GDP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繁荣不能共享，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日益两极分化。其中的关键当然就是资本和权力结盟，共同榨取“超额垄断利润”。

　　中国的投资率高也与上述中国企业独特的利润形成及流向有关。对于国有垄断企业而言，其巨额利润一者不向国家分红(资本预算制度今年才试行)，二者也不敢完全私分(据估计，中国企业未分配利润约占GDP的20%)，因此所获利润主要的去向是继续投资。至于房地产投资，受房地产暴利的吸引，房地产开发投资从1998年的3614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3158亿元，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2.0%，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高7.1个百分点，成为推高我国现阶段投资率的最重要力量。

　　上述分析印证了当年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决定生产。而结论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美景仍在，但共享增长繁荣的挑战日益严峻，基于中国超高的投资回报率，通过改善分配的办法，以适当降低投资回报率为代价换取全社会工资水平的提升进而扩大消费，不仅不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增长，反而有利于中国社会在更加和谐、健康的环境下发展经济。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