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过热的经济，越来越成为对于中国高层领导的一个紧迫的挑战。但更大的一个挑战，是在扩大限制范围的同时，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如果中国的软着陆不能实现，那么全球软着陆将成为泡影

　　中国在四个月内连续两次加息，加大用货币政策控制经济过热的力度。这种操作所带来的冲击，超出了中国本身的范围。它影响到中国日益扩大的全球供应链——尤其是这条供应链上的商品生产者、能源综合体以及亚洲零部件制造商。中国采取的紧缩性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推动发达世界主要央行的正常化运动，增加全球软着陆的可能性。中国可以让它实现么？

　　行政性措施效果不佳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宏观政策制定者们对经济过热问题的态度非常严肃。胡锦涛主席与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要让经济增长降下来。中国人民银行率先动手，在过去四个月里两次提高利率，并两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尽管这次的货币紧缩幅度比中国在2004年遭遇过热时增强了一倍，但我同意谢国忠的观点，认为这些措施仍不足以使中国白热化的经济放缓。中国在其他各方面所采取的政策都相对有限。

　　尽管货币基金经理们最近发现人民币相对美元的变动较大，但中国汇率的中心倾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同样的，尽管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为了控制某些过热行业的投资项目，颁布了一些行政性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的范围仍然显得相对狭窄。最近很少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席马凯那里听到些什么——马凯是中国重要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也是中国政策系统中的行政性措施的关键决策者。

　　由于中国仍然是一个国有体系与市场体系的结合体，当前紧缩措施的效力还远不能说是令人信服的。只有在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发展健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调整才会取得预期效果。而中国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还很不成熟。

　　同时，国有企业仍在中国经济中占有30-40%的比重，它们的运作与私营企业非常迥异，市场信号对它们来说并不成为激励因素；政府制定的致力于影响市场的政策措施，对它们也不会带来什么影响。

　　此外，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地区分割，也让任何一场宏观紧缩运动都变得尤为复杂，使得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中央政府主导的降温措施显得迟钝麻木。最近对内蒙古地方官员采取的惩罚性措施，事实上对于中国沿海地区脱缰的经济增长影响甚微。

　　经济分割状态

　　对于最近的紧缩行动而言，主要障碍在于，中国的经济仍然处于分割状态，缺少有效的宏观控制。中国31个省份中已经有8个省份出现超速增长。这些地区的人口总量占全中国的40%，而它们自2000年以来的GDP总量已经占到全国的72%。

　　我曾多次到过这些地区，亲眼见到它们在基础建设、城市化、投资建厂和购买新设备等方面的爆炸增长。我也曾与这些省份中很多地方领导有过谈话——其中包括省级官员、市长、银行行长等，他们在谈话中认为，这些地区未来几年的经济还将无限制地增长，不管全国经济的周期怎样。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对于经济过热在微观层面的表现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控制作用。

　　分散的银行体系，仍然是中国经济实现有效宏观控制的一块主要的绊脚石。国家银行的地方分行，以及自治性很强的地区银行，为各地区的超速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工具只有在分行放贷受到存款增长以及母银行融资成本两者约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对于一个长期保持着过剩储备头寸的银行体系来说，两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对于限制银行的放贷能力并无助益。银行人民币放贷总额在7月份继续以高于去年同期16%的速率快速增长，大大超出央行控制目标。2006年前7个月的新增贷款总额，已经达到全年央行信贷目标的94%。换句话说，中国人民银行今年4月底以来所采取的紧缩行动，目前收效甚微。

　　投资增长也没有任何放慢的迹象。固定资产投资在2005年占到中国GDP的45%以上，而今年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更以31%的惊人增幅大大高于去年同期。此外，一些所谓的经济特区，长期以来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优惠政策，刺激这些地区的出口长期快速增长。

　　中国所谓的外国投资企业，也就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子公司以及在华外国合资企业的出口增长，在过去12年里已经占到中国出口累积增长总额的65%。简言之，中国已经成为一架由强大的、由微观层面的力量所推动的、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动力十足的增长机器。

　　中央政府采取的宏观紧缩措施，主要针对借贷价格，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中国过热问题的关键性根源。这就使得重担更多地落到国家发改委这样的政策制定者肩上，中国需要他们制定行政性措施来控制投资质量、出口以及行业活动。但迄今为止，这些措施少得惊人。这种现状必须改变——也许需要迅速改变——如果中国为经济降温的努力要想获得任何成功的话。

　　我相信这就是中国下一步的方向。否则中国将面临剧烈的繁荣衰退周期，而在我看来，要承受这样一个可怕的结果，对中国领导层来说风险太大了。

　　三套降温战略

　　我认为，中国需要尽快出台一套三管齐下的降温战略：首先，扩大行政性法令的范围，以控制过剩投资。迄今为止，中国只对少数几个行业实行了限制，其中包括铝、水泥、铁合金、煤炭、炼焦煤、碳化PVC等行业，以及房地产建筑行业的投机活动。我预计，国家发改委可能会很快扩大其限制行业名单。

　　其次，如果中国想要使其货币政策取得任何实效，就必须加快银行体系改革及相关银行集中化的步伐。国有政策性银行的“公司化”，是这个进程的中心所在；四大国有银行中的两家，现在已经公开上市，其他两家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上市。

　　再次，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还需要更多宏观控制：货币政策调控对于一个毫无规制的银行系统而言，其功能就相当于是一件紧身衣，而汇率改革则应该致力于缓解国外政治压力、减少保护主义风险。

　　有两种办法可以衡量这些措施是否成功——一看工业产出增长是否降低到15%以下的水平，二看中国的GDP增长是否从出口和固定投资型转化为消费型。只有当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才能得到保证。

　　假设这种经济放缓实现了，那么世界其他地区无疑会受到影响。随着中国投资和出口所驱动的商品集约型增长动力，让位于个人消费所驱动的商品节约型增长动力，那些能源和商品生产地区将首先受到冲击。中国的地区性贸易伙伴，尤其是日本、韩国，也将受到中国的影响，因为中国产出增长的下降，将使得亚洲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对于制造业零部件的需求相应减少。

　　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风险，那就是，万一中国政府没有这么大的勇气和决心，而拖延其扩大行政干预范围的步伐。

　　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最重视的的问题。对社会稳定的担心，可能会导致领导者们不敢冒险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因而放纵经济继续发展到更热的地步。在我看来，这会后患无穷。过度投资带来产能过剩、过多出口引发保护主义、过剩流动性带来资产泡沫。这些情况一旦并发，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控制过热的经济，越来越成为对中国高层领导的一个紧迫的挑战。但更大的一个挑战，是在扩大行政干预范围的同时，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如果中国的软着陆不能实现，那么全球软着陆将成为泡影。

　　幸运的是，过去十年来，中国的领导者们一次又一次成功应付挑战，我相信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责任编辑：孙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