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人世界首富李嘉诚宣布，将自己个人财富的1/3大约为480亿港元，捐给旗下“李嘉诚基金会”。这是华人富豪最大的一笔善款捐助。这让人联想到前不久世界第二富人巴菲特的善举，巴菲特将自己资产的85%约370亿美元捐给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Bill and Melinda Gates”基金会。李嘉诚将基金会喻为“第三子”，分享1/3的“第三子”。他的长子李泽钜掌管他的上市公司资产，次子李泽楷会接手他在海外的私人投资业务。李的“切三分”显示了东方的父爱平均主义，这同巴菲特代表的西方传统的“长子继承制”颇为不同，因为巴菲特把几乎所有的财富捐给了自己的“长子”——比尔·盖茨基金会。

　　李嘉诚无疑令人景仰和激赏，为华人世界的财富伦理树立了新的标杆。乐善好施尽管在我们古老的伦理文化传统里反复提及，但是“为富不仁”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显而易见的现象。例如大量零碎却不知所踪的小额捐助似乎只是为了装点“名声”；一些富人和艺人“裸捐”的表演让人无所适从；宝马车撞击穷人事件的层出不穷似乎证明了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冷漠倾轧；最重要的是，善款最终使用效率低下得让人吃惊，被贪污和挪用的故事常给人以虚无主义的灰暗。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华人世界不仅仅是某种财富伦理缺位，同时也缺乏有效的善款操作手段。

　　不过，财富伦理和慈善社会与社会商业水平并无必然联系，其最重要的特征，也并不是社会总体道德水准以及富人们的思想境界。比如专门研究富人生态和财富数字的胡润就认为，中国的很多富人“正处于创业的初级阶段，不捐献善款也是情理之中”。

　　实际上，财富伦理的核心在于一种社会自组织发生的秩序。西方社会的善举产生不是偶然的。经济学家阿夫纳·格雷夫的研究表明，西方社会的政府一直被视为“应该被民众约束”的“邪恶政府”，所以它往往不能干扰民间的组织运作，这导致了民间道德组织和慈善组织的大量涌现，形成财富伦理和慈善文化的猛烈扩张。而东方社会一些国家的民间组织仍待进一步成长。

　　虽然行善冲动往往都蕴含在每个人的心中，但是如何使得行善变成一个有效率、可持续并获得踏实成就的行为，就需要社会组织资源的配置。比如世界很多基金会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都会为一些非洲穷国发放粮食，以埃塞俄比亚这个世界上最老牌的也是最大的受援国家为例，粮食援助导致了该国的粮食价格低于均衡价格，这相当于大量农业人口的产出被剥夺了，剥夺给那些躲在城市里的“粮食申请者”，结果是打击了该国的农业生产，导致更多的农业人口跑到城市，于是，新的粮食援助不得不继续加大。

　　巴菲特说，他很早就想把财富捐出，不留给自己的后代，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受托人。因为“无效捐助的事例发生得太多了，例如培养懒汉，或者让官僚们从善款中捞得好处，或者造成了社会浪费”。巴菲特一直认为行善是门大学问，需要有高超智慧的专业人士操作，才能达到财富效用的最大化。而他之所以选择盖茨的基金会，没有自立门户组建自己的基金会，正是因为他认为足够聪明、足够仁义和足够商业的比尔·盖茨将会使他的善款效用最大化。

　　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都是华人世界财富伦理最丰沛的地方，这两个地方的民间自生组织力量较为成熟，这使大量的慈善组织的出现和专业人才的涌现，于是我们看到，这两个地区富人们捐款较多、使用效率较高。相比之下，威权主义的新加坡尽管捐款不少，但由于政府对民间控制过严，善款的使用效率相对较低。

　　所以，构造财富伦理的关键或许并不单单在于提高民间道德，其实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民间道德水平并不低，而是在于更多地培育一些民间自组织，将人们心中那些零散的、慈善的行善冲动和良好初衷，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有效、透明、有序地挥散出来，良好的效果从而会激发更多的慈善行动，使更多的贫穷得以缓解、减少可怕的贫穷代际承继。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