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是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彻底消除农村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即货币资金供应短缺问题，为农村的要素价格与城市要素价格的均衡创造条件。为此，首要的是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支出上必须城乡一视同仁。 其次是政策性金融与合作金融担负起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资金供给责任。
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深切关注。自去年年底樊纲等经济学家提出今后至少十年收入差距还将拉大的观点以来，各类媒体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盛夏的８月，樊纲、肖灼基等五位经济学家又应记者之约提起了这个话题，引起了一波更为热烈也更为深刻的讨论。本文同樊纲等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反：中国的收入差距或贫富差距现在必须且能够缩小。
缩小收入差距的必要性
在经济学理论中，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只占有很小的一个位子，在解释关于收入差距拉大这类社会经济问题上，这个理论并不属于基础理论，因为它只适合于解释欧美以外的传统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部分经济现象，其适用性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历史阶段性限制。而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却是所有国家在历史、现在和未来都要面对的课题。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后来层出不穷的各种经济学流派，有很多研究收入差距问题的理论。说到理论分析工具，如果从成百上千个经济学概念中挑出一个最重要的来，恐怕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要选择基尼系数，起码那些对樊纲的理论持批判立场的经济学家们会是这样的。经济学家们都知道，当基尼系数超过０．４时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就应当引起社会警觉；当超过０．４５时，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如果超过０．５甚至是０．６，社会不稳定因素将大大增加甚至是爆发。
对我国来说，能否解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是一次历史性考验。
近几年，在经济学界有一种说法，即从人均ＧＤＰ１０００美元到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是各种社会矛盾多发期。所谓各种矛盾，其中就包括收入差距拉大。但是，学者们说明这一观点基本上用的是战后拉美国家的资料。拉美国家确实在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上出了问题，陷入了所谓的“拉美陷阱”中难以自拔。但拉美国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创造过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比如巴西的人均ＧＤＰ曾经超过５０００美元，但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相继发生的石油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打击下，现在的人均ＧＤＰ已经掉到了３０００多美元，而且外债沉重、社会动荡不安。造成这种状况的基本原因之一，是巴西贫富悬殊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不仅国内市场难以开拓，更为艰难的是人心无以凝聚。所以，我们谈论“拉美陷阱”，绝不是为了说明我国现在出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必然存在，想解决也解决不了，而是警示我们，这些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拉大这类基本的社会经济矛盾必须解决，否则即使把人均ＧＤＰ搞到了几千美元，仍然可能像拉美国家一样掉回到原地。
那么，在人均ＧＤＰ达到几千美元之前的发展阶段上能够解决遇到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吗？为了把这个问题看透，我们不仅要把眼光远远地望到拉美国家，更应仔细看看近在咫尺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历史上同中国一样，都是小农经济。在日本和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城乡发展差距拉大问题同样遇到过。但他们是在人均ＧＤＰ只有３００美元左右就下决心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当人均ＧＤＰ达到二三千美元时，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问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就一并解决了，此后一直没有较大的反复。韩国即使经历了１９９８年那样国际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虽然人均ＧＤＰ也曾经大幅度下跌过，但城乡差距没有明显扩大，而且能够迅速在危机中站立起来；日本在十多年的低速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情况下，城乡居民的收入一直保持着农民略微超过市民的格局，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没有明显拉大。我国台湾农户的收入水平也早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就达到了市民的８０％左右，基本上实现了均富的发展目标。笔者认为，拉美国家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我国从现在起就缩小收入差距的绝对必要性；而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则从正面提出严峻的挑战：中国２１世纪初叶的人均ＧＤＰ已经超过了日本６０年代初、韩国和我国台湾７０年代初的水平，面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日本能够解决，中国能不能解决？这是历史性的考验。
缩小收入差距，也是市场均衡的客观要求。
市场经济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及发源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不同，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经济。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要求是均衡，失去均衡，交换就难以进行，市场经济就是失去了它应有的活力和魅力。当然，市场经济要求的均衡是有弹性的，尤其是以货币交换为内容的价格机制起着巨大的调节失衡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价格机制打破了被计划经济长期固化了的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状态，制度性地解决了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的短缺问题。但是，多年的快速发展也积累了新的非均衡因素，最基本的是供过于求，表现为大量商品和生产能力过剩闲置，金融机构大量资金无处放贷。这就产生了同计划经济时期异曲同工的怪现象：以前是消费者手里有钱买不来商品，现在是消费者手里缺钱买不来商品。短缺已经成为历史。解决过剩性质的非均衡问题，基本思路是增加穷人的收入，让他们拥有提高生活水平的货币支付能力。否则，过去的短缺会让计划经济的危机因素愈积愈多，同样，现在的过剩则会让市场经济的危机因素愈积愈多。每一件商品和每一份生产能力的过剩，在本质上都意味着债务。虽然搞市场经济离不开债权债务关系，但债务因素积累过多，不但会让债务人破产，同样会导致债权人破产。因此，穷人收入水平低，不仅是穷人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社会经济问题。
由于穷人收入水平低，缺乏购买力，我国企业只好把销售市场转向国外。十多年来，我国的ＧＤＰ有２０％以上甚至３０％多要靠出口来实现。相反，资源缺乏、国土相对狭小的日本，即使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ＧＤＰ也只有不超过１５％的比例靠出口实现。造成中日两国这一差距的基本原因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的购买力。战后的日本，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基本上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拥有很强的购买力。我国商品大量出口换来了很多虽然不是坏事，但也包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一是一旦美元贬值，我国的外汇存量也要同比例贬值，今年１月至５月，美国通胀率５％，就意味着我国以前出口的商品有５％白白地送给了人家；二是一旦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的外汇额度也会同比例贬值，也等于中国出口企业把商品白白地送给了外国一部分，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已经露出了明确的迹象。出现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归根到底，都是以我国穷人的低收入为代价帮助了发达国家。而具有讽剌意义的是，我们向发达国家出口了那么多质优价廉的商品，可人家并不感谢我们。
缩小收入差距的经济学原理与基本政策主张
如何彻底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进而解决全社会总体上的贫富不均问题呢？笔者认为，根本的思路是清除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教条对我国宏观决策的负面影响。这一教条的要害是漠视农民进而是所有穷人的劳动权利。这个权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有所劳，二是劳有所得。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教条束缚下，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被说成是除了工业发展之外农业本身无法破解的难题。但事实是，落后的农村之所以落后，就在于存在很多农民能够干、国家需要干却没有干的项目，比如，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农田水利建设、农村道路、植树种草、民宅学校等。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农村，“有活儿没有人干，有人没活儿干”的现象随处可见。可是，农民在农村从事这类项目基本上得不到收入。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中有所谓“制度工资”概念，即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的前提下，农民只能接受维持温饱、大体不变的收入水平。因而，在我国就出现了司空见惯的奇怪的现象：农民同样参与公共工程建设，去城市打工就能够挣到钱，在家乡农村干活儿就挣不到钱；农民在大田里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日收入，赶不上小餐馆里的服务员。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我国被很多经济学家所迷信。但是，必须指出，这一理论提出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刘易斯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近３０年，但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都在拉大。看来用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并不管用。从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来看，也是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
当然，在科学地认识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发展过程问题上，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划时代的，其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从数量分析过渡到结构分析上。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刘易斯乃至费景汉－拉尼斯，对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中传统农业要素和现代工业要素的认识还都是比较表面的，尤其是关于引导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政策主张，还基本上停留在自由竞争的框架内。
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经验证明，要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政府必须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带领农民实现农业从生产技术到经营体制的“创新”。基本的创新思路是，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打破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资金不足的瓶颈制约。具体的政策措施有两个：一是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对城乡一视同仁，尤其是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二是政策性金融与合作金融紧密配合，保证农民生产经营资金的充足供应和高效率运用。资金供应的标准是“用货币燃烧起小农的劳动热情”（横井时敬１９２５）。也就是说，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在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中，不是让自由竞争机制尽可能地压低农民的收入，而是用货币收入把农民的劳动热情充分地调动起来，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不论从事什么劳动，也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只要是付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大体相同，劳动收入也大体相同。正因为如此，虽然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人口密度大大高于我国的平均水平，但在他们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既解决了农村发展资金不足问题，也解决了劳动力过剩问题，实现了工农之间与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那么，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把社会上的一部分资金投向农业部门，会不会降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呢？这是迷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教条者担心的问题。对于靠现代工业支撑的城市经济而言，从它在西欧诞生那天起，就与银行制度和资本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相伴而行，即资金的筹措并没有制度性困难。对于运用资本以求利的企业而言，最难的不是筹措资金，而是找到市场，一个是产品销售市场，另一个是要素购入市场。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本来是在产品和要素两个方面互为市场的关系，但在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模型中，农业部门仍然像小农经济时代那样资金严重短缺，既不能吸纳城市提供的产品，也不能向城市提供除劳动力以外更多的生产要素。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农业政策实现了既开拓农村市场、又提供更多现代生产要素的目的。有人会说，日本的农业政策给财政增加了很大的负担。但是，我们应该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是，日本财政为什么能够负担得起。他们从人均ＧＤＰ几百美元时就向农村大规模投资，当然不能说是国家富得流油的结果，科学的答案是，日本有广大的国内市场，为财政创造了丰厚的税收农业为非农产业尽其所能地提供了现代生产要素，降低了发展成本，增强了综合国力——所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农业和农村获得了现代化发展资金，但并没有削弱非农业产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我国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思路已经十分清楚了，那就是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彻底消除农村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制约因素即货币资金供应短缺问题，为农村的要素价格与城市要素价格的均衡创造条件。为此，首要的是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支出上必须城乡一视同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但解决不了农村落后的老问题，更有违公共财政的性质。其次是政策性金融与合作金融担负起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资金供给责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缺少货币资金，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就不可能行动起来，只有他们掌握的要素都能够在市场中表现出合理的价格，才能跑起来后劲十足，收入差距自然就会缩小直至均衡。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经济学部） (责任编辑：任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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